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状态与动力机制

省域城市群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城市—区域类型。山东半岛、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分属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省域城市群中有很强的地带代表性,而且位置相连,是我国跨地带、跨省域协作与整合发展的优良平台。总体看来,三城市群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速度较快,青岛、济南、郑州、西安等核心城市的综合实力均未进入我国一线的区域中心城市,城市规模序列结构都存在缺陷。通过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以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分析,发现:我国省域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城市群发育普遍不够成熟,差异性显著,要真正起到省域核心增长版块的中心带动作用和国家区域发展关键支撑点的作用,还有待时日。究其因,除了决策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原因外,还有社会层面和体制层面的原因。为推动我国省域城市群地区的健康城镇化,必须为城镇化培育强大的动力机制,为城镇化搭建多层面的承载平台,科学组织城市群之间和内部的整合发展,强力推行现有体制创新。     

数字经济与地区共享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和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省域间、省域内及城乡间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协调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省份层面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实现省域间协调发展;通过提升城市的功能分工情况以及提高城市的创业水平,来增强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动能,实现省域内的协调发展;通过提高城市的劳动力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加快实现地区间共享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以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为基础,运用熵权法衡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并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等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以及地域的差异性。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推动效应,且具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更明显;而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红利的重要传导机制,且这种传导机制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并且,通过门槛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并且呈现出地域的异质性;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外溢效应要大得多。研究成果对于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地区司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产业结构升级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提升司法水平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本文在构建地区司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借助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地区司法水平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巡回法庭的设立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体现为巡回区内高技术复杂度产业得到了相对更快的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巡回法庭通过提升地方司法系统审判能力以及减少地方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微观渠道检验表明，巡回法庭设立显著促进了巡回区内高技术复杂度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此实现对产业发展的促进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巡回法庭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果在初始法制环境较差的省份更加显著，但在设立地址所在省份和巡回区内其他省份之间没有明显差异。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巡回法庭制度提供了证据支持。     

金融科技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201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模型分析金融科技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检验经济运行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但存在较强的间接效应;(2)金融科技发展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效应最大,金融科技发展能有效推动欠发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警惕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负效应,如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等问题。数字经济时代发展金融科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利用金融科技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中国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机制,采用东部、中部及西部代表省份的反映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然后具体实证分析了1990—2011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与空气质量——来自中部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2004—2019年中部地区6省及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空气质量现状和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评价,并探讨时空差异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2004—2019年,中部地区(1)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与空气质量均有所提升,但省份间差异较大。(2)三系统的总体耦合水平处于磨合阶段,有逐步向好趋势,但空间格局并不均衡。(3)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提升趋势,但多数省份仅达到中度协调;各省份协调度可划分为两大梯队,从不协调原因溯源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型是主导。建议充分发挥政府带动作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适度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促进中部地区绿色崛起和协调发展。     

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新基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通过一系列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贡献度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第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新基建赋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第三，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数字新基建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人员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利用中国工业数据库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人员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探究创新人员集聚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同时进一步将研究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地区、低水平地区以及大规模省份小规模省份分析其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人员集聚显著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人员集聚显著强化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产业结构的变动没有带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变动。     

人工智能、承接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新“索洛悖论”和基于AI专利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主要经济体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存在的新“索洛悖论”现象为起点,对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一代自动化技术和知识生产元技术,可以通过要素替代、效率提升和知识创造等多条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基于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仅对我国经济增长规模产生了提升效应,对增长速度和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在宏观层面呈现新“索洛悖论”特征,省域发展阶段和承接能力差异是背后的主要原因。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技术收益难以通过地理位置或经济水平相近而溢出至邻近省域。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省域承接能力的限制和调节,市场规模和研发投入对欠发达地区的约束较强,产业结构则使东部领先省域的部分技术收益受阻,而我国省域间产业布局缺乏协同配合则有可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长期发展和增长提升潜力形成负面影响。为更好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方向、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提升后发地区增长规模和速度、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     

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空间外溢的视角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对要素资源的空间重置作用,本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选取了2010-2022年全国31个省份的数据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得出结论 ：我国总体上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但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空间外溢性,即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本地区共同富裕程度的提高,但这种空间外溢性具有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在建议对策方面,提出要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为前提,坚持协调发展这一必由之路,构建现代化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将环境规制分为投资型和费用型两类,基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选取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能显著驱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费用型环境规制则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分地区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东部地区两类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近十年我国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实现的空间表现特征与未来布局优化

自党的十八大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化地区承担了大规模集聚人口和工业经济的主体功能,同时,其集聚功能表现也出现了空间分异。文章对比了2010和2020年23个城市化地区人口、GDP、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等指标在全国、省域及城市群区域的空间表现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化地区人口经济集聚的规模位序基本稳定,建设效率位序变化的南北差异显著。(2)三大沿海城市化地区的人口集聚水平继续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有所下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人口集聚的主要提升区域,海峡西岸和成渝城市群是经济集聚活跃的主要区域;北方城市化地区的建设效率一直偏低,南方建设效率的相对水平与增长能力更强。(3)城市化地区在省域尺度的人口集聚水平进一步提高,建设效率在城市群内部整体呈现相对提高趋势。未来,应聚焦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新定位,着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强化新质生产力集中布局和新型工业化重点推进,通过培育复合功能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通过人口和经济同步集聚实现均衡与协调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城市群产业分工、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

随着城市群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群城市间产业分工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形成与演进当中.文章以中国11个国家级城市群1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市群产业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此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中介效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群内部所形成的中心城市集聚发展服务业、外围城市发展制造业的产业分工格局,对城市群整体、中心城市、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中介机制来看,城市群产业分工可以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基于城市群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总量的提升,更体现在结构的优化.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体系,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并行推进,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两个典型省份投资基金与省城经济协同发展对比研究

投资基金与省城经济的协同发展是指在省域层面上投资基金与省域经济互相影响、相互作用,以形成协同、高效和有序化整合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本文以发达省份广东省和不发达省份吉林省为例,通过对经济起步阶段、经济结构调整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投资基金与省域经济发展协同性以及投资基金人才队伍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发达省份的有益经验,为促进不发达省份投资基金与省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建议.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定量测算我国省域、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三大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上,1978—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下降态势,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第三产业。其中,第三产业对东部省份经济总量变化的影响最大,中西部省份以第二产业变动为主,西部省份对第一产业的依赖度更高。22000—2012年,无论是城市群尺度还是城市尺度,产业结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呈现相似的空间差异,总体上经济总量变化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引起的,且第二产业稍高于第三产业。在地区差异上,第一产业引起的GDP总量变化,中部大于东、西部,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区域差异不明显。     

西安市发展循环经济的障碍因素与对策建议研究

立足西安地区现状,深入分析制约西安市发展循环经济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西安地区、体现西安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为西安市循环经济的规划和发展提供决策服务,进而为促进西安市经济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区域竞争力,以及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原城市群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加快中原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河南经济腾飞和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中原城市群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资源丰富,但是整体经济实力不强,中心城市的首位作用不突出,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趋同,对外开放的程度低等问题制约着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因此,必须突出一个中心,加强内在联系,争取外力支持,提升人力素质。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