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劳动资料和信息化数据化的劳动对象提升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属性。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任务企业和众包平台,对劳动者在时间层面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在物理空间的本区域和跨区域等两维度进行双重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主体被碎片化、劳动内容被标准化,劳动过程同时受到传统监督和算法控制,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束缚人的发展、强化资本势力、加深去工业化和全球数字鸿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     

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平台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吗——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分析

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一类生产数据和信息;一类提供服务。研究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要把握好马克思考察生产劳动三个视角之间的关联性。对于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由资本所雇佣,技术成为了商品,因而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生产数据和信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唯有被资本所雇佣,并把数据和信息加工成数字商品进行售卖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而言,其中由资本所雇佣并生产可视化的数字服务商品的数字劳动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另一种直接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则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     

数字平台中资本与劳动的多样化关系解构分析

数字平台是资本与劳动多样化关系的典型与集中地,它在交通、餐饮、在线服务、住宿、流通等经济活动各领域的应用与蓬勃发展,带动了一批以自由职业者为主体的创意群体、灵活就业的零工群体、众包和外包群体以及产消工作者等多种数字劳动类型的兴起,甚至广大网络用户都成为“受众劳动”和“无偿劳动”被纳入到数字平台上的新型劳动之中。数字平台中多种劳动类型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增强了高技能者的劳动主体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也让更多低技能的在线外包群体增强了对数字平台的依附性,同时也为创意群体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数字平台上的不同群体同数字平台资本之间通过多种方式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多样化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数字平台中所嵌入的各种关系进行一般性剖析,在此基础上理清几点认识,并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马克思对资本特性和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当代意义——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研究

深化《手稿》中资本理论的再研究,对习近平提出的“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手稿》先后提出的资本的“六分结构”和“三分结构”,阐明资本运动既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为条件,又受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制约的特征;资本是生产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与劳动相对立的生产要素,也是生产资本在价值转移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的“普照的光”,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形态在总体中的“色彩”和“比重”。《手稿》以劳动过程的新的结合方式为基础,对资本推动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展开论述;从资本本质及其运动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命运,由此因势而新提升资本治理本领、因时而进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的资本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数字经济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述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与发展,人类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在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数字劳动作为新型劳动形式,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时代的产物。了解数字经济时代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厘清数字经济与数字劳动的内涵,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的指导地位,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智能算法控制下的劳动过程研究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经过智能算法处理过的数据才能成为有价值的信息.智能算法具有二重属性,既可以充当生产资料提升劳动效率,也可以充当监控手段,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工具.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从任务分配、劳动过程监管、绩效考核和非雇佣化无酬劳动四个方面考察智能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重塑,智能算法就像是一个隐形的大脑和与之串联的"神经系统"监管和支配着劳动者的一言一行,充当虚拟管理者的角色主导并控制整个劳动过程,深化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因此,应该反思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的资本主义过度使用,对数字垄断资本进行引导和规制,保护数字劳工的合法权益.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生产有资本替代效应吗?——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传统普惠金融服务"三农"效益低下,阻碍了农业机械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极大地缓解了农户的资金约束,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利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影响及其动态效应,并从地区、地形和土地种植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且这种促进作用随时间逐渐减弱;(2)相比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增加对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更大;(3)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本替代劳动的促进作用在北方、山区和大农户中表现得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数字金融时代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经济不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对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建设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人类经济学说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当代也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并产生了数字劳动这种新型劳动形式。研究数字经济的背景和内涵、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中的深刻体现以及数字经济下数字劳动的二重性,对于更好地掌握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激发数字经济的活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中劳动样态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激荡起劳动样态数字化改造的新阶段。数字经济中全要素数字化作为新生变量赋予了劳动新的样态特征,呈现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变革、劳动关系的数字化重组、劳动环境的数字化演变及劳动行为的数字化趋向。同时,数字技术与劳动的深度融合也带来劳动生命性、主体性和交互性同数字平台、数字算法和数字鸿沟之间的矛盾问题。但从劳动自由角度而言,数字技术的出现是为了将人从繁重、苦闷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真正追寻更具创造性、想象力的劳动状态。因此,合理引导劳动的数字化变革应从提升劳动主体的数字素养、完善劳动数字化的政策规范、引导数字逻辑同人的逻辑相适应出发,进而巩固和发展数字经济。     

劳动的零工化：数字时代的劳动形态变迁及其形成机制探究

伴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动形态呈现零工化趋势。从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变革—劳动形态变迁理论脉络出发可以发现,工业时代所形成的职业化劳动形态,在数字时代正逐渐由零工化劳动所替代,并展现出劳动时空条件零散化、劳动过程碎片化以及劳动关系原子化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产生的根本动力机制在于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充分利用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数据的特点,包括虚拟性、可切分性、权属模糊性等,采用包括生产场景的时空延展、生产过程的拆分控制、组织关系的外部众包等控制—积累策略,以推动零工经济的扩张与劳动零工化的转型。上述分析表明,研究者既需要从新的视角思考数字时代零工劳动者的劳动状况与相应的保障实践,也需要对数字技术发展的社会经济后果展开更多反思。     

数字劳动控制的策略、形式与机制：以自媒体平台为例

资本主义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动过程的转变对应新的数字劳动类型，对劳动控制过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劳动类型与控制策略具有联动性，进而对劳动控制形式、控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控制策略相对应，数字劳动控制形式主要包括“劳动自由”掩盖下的意识形态控制、“能者多得”掩盖下的时间控制、“社区名人”掩盖下的流量控制、“美好生活”掩盖下的社交关系控制等。与占主导地位控制形式相对应，新的数字劳动控制机制包括以游戏化的任务分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以效益化的薪酬体系实施时间控制、以弹性化的生产组织实施流量控制、以产消化的劳动方式实施社交关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发挥制度优势，合理规制数字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而使自媒体等各类数字平台充分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与当代资本主义

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对于正确分析价值自我扩张、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变量、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区分一般生产劳动和资本生产劳动。只有在生产中所从事的劳动才是一般生产劳动;资本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剩余价值生产标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的绝对标准。     

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

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积累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具有更强的将劳资双方及消费者整合在资方控制下进行"合作"的能力.劳动主体通过劳动过程创造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劳动过程、劳动主体和劳动产品是价值创造的三要素.从劳动过程来看,数字劳动的出现丰富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从劳动主体来看,"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所产生的"产消合一"者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之一;从劳动产品来看,创新性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和原有数字化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共同构成了无形数字商品的总价值.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科学性和现实阐释力.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有必要对劳动的内涵、价值创造的主体及商品价值衡量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 因素分解：1981-2009年

本文在理论层面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进行了拓展，指出二元经济结构集中表现为城乡居民存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城乡两部门的劳动力-人口的转化、经济产出-居民收入的转化以及劳动力-经济产出的转化紧密相关。二元经济结构可被分解为四种因素：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基于这种因素分解法，实证分析得出：1981-2009年，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6876%，-1373%，16435%和1814%，而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为1506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差距（尤其是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这源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伴随着农村资本形成相对迟缓以及农村人口迁移相对滞后。基于这些结论可以给出新时期我国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劳动形态演进、人机关系变革与劳动关系重构

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形态由工业劳动、服务劳动、信息劳动向数字劳动演进。数字生产方式加速推动人机关系变革,从工业经济时代简单操作、密切协作、深度交互模式,逐渐向数字经济时代柔性融合模式演进,机器的态势感知能力不断提升,人机依赖性日益增强。人机融合重构劳动关系的动力机制涉及劳动关系系统中投入、主体、转换过程、产出等全主体和全流程的数字化变革。在人机融合模式下,劳动关系发展面临新趋势,包括人职匹配趋于精准化、共生化,雇佣关系趋于灵活化、合作化,办公场所趋于移动化、线上化,劳动过程趋于原子化、碎片化,工作时间趋于弹性化、自由化,报酬支付趋于创客化、长期化,管控模式趋于扁平化、网络化,治理体系趋于多元化、柔性化。为加速构建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和谐劳动关系,市场层面应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打造劳动者工作新模式;企业应加快组织变革进程,推动企业组织转向扁平化网状架构;个体应适应新环境、强化新技能、激活新思想、创造新话语权;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法律体系和制度改革,灵活运用数字生态利益相关者力量。     

数据要素对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效应：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互联网平台主体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探究了数据要素变革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机理,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数据要素成本、数字化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质量影响就业、投资和资本装备率的真实效应。研究表明：数据要素成本降低使得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品价格走低,价格效应短期挤出劳动,长期挤入资本,提升资本装备率;数字化技术创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重组升级引致效率变革,通过替代效应促进就业、降低投资,降低资本装备率;数据质量改进通过协同效应稳定和扩大就业,阻止资本无边界的扩张,降低资本装备率。本文厘清了数据要素对劳动和资本单个要素及其比例关系的配置效应和作用机理,为制定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与投资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公共资本、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

基于两部门增长模型,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估算了我国税收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公共资本拥挤性、资本利用效率和外部性对税收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降低资本所得税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改善;基于福利最大化视角,应对劳动进行补贴,对资本减税;公共资本拥挤性强化了资本所得税的减税效应,但不利于福利水平改善,对劳动所得税减税效应影响不大;公共部门资本生产效率和公共资本外部性对减税政策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