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金融发展、异质性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分布特征,利用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及中国地级城市金融发展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金融发展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及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的提升使金融投资对实业投资存在挤出影响,且挤出影响大小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如规模和所有制形式等。金融资产逐利和经营避险是地区金融发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两条途径,区分样本地区异质性后,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则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缓释渠道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形成了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进入拐点后,中国及地区资本流动性的结构性下降是产生这一影响机制的深层原因。     

税收优惠政策能否化解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 ——一个准自然实验分析

减税降负是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将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当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具有额外的税收优惠效应,而且可以有效抑制企业产能过剩.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企业产能过剩.此外,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本文不仅有助于揭示税收优惠影响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机理与路径,明晰税收优惠产生作用的微观机理,而且对有效提升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制造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挤出效应”or“蓄水池效应”?

构建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来刻画制造业面临金融投资与创新投资的行为决策过程,并以我国2007-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制造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制造业金融化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存在"挤出效应";然而,随着企业经营业绩的不断提高、企业融资约束的不断缓解,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逐渐变为"蓄水池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与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机制与检验

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是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形成和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对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具有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存在制造业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提升和产业协同集聚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高端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主要依靠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资源有效配置,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资源有效配置则有助于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另外,制造业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提升和产业协同集聚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对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企业并购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基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微观层面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集聚。因此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并购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境内并购和海外并购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对于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和长期金融化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且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强;境内并购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海外并购主要通过“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和“技术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脱实向虚”问题。     

企业“脱实向虚”的一种解释：基于僵尸企业负外部性的视角

僵尸企业占用大量稀缺性社会资源并进行无效投资,扭曲了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对正常企业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负外部效应。利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及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僵尸企业显著提高了正常企业的资产金融化水平,且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和不同测度指标情况下,结果依旧稳健。渠道分析表明,加剧正常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加正常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催生大量过剩产能,是僵尸企业诱发正常企业资产金融化的重要途径。扩展性分析显示,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僵尸企业对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较高的行业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强的地区影响较大,对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较低的行业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弱的地区影响较小。     

市场竞争视角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挤出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重点对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显著挤出了企业创新,而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了正面的调节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减弱,但随着竞争程度超过适度竞争情形,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增强,亦即相较于高竞争和高垄断情形,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更好地减弱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竞争或高垄断情形均会加剧企业的金融逐利动机,从而使得金融化更显著地挤出创新。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在国有企业、低盈利企业和低成长企业中更强,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则更明显地出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盈利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研究为从市场竞争角度治理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政策思路。     

要素扩张、行业特征与产能过剩——对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调节效应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要素规模、行业特征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从整体结果看,劳动力和资本规模变动不能显著地解释产能过剩;在技术进步越快的行业中,劳动力扩张与产能过剩的正向关系越不明显;随着行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资本和劳动力同时扩张对产能过剩的加剧效应将得到弱化.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除了要扭转要素推动型产业增长,更重要的是让微观主体在市场机制下,借助技术进步和要素优化配置,理性投资并高效利用产能.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供给侧视角的成因分析

从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视角研究产能过剩成因,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3—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供给对企业产能扩张形成外部激励,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的概率。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严重。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也会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效率下降和产能过剩严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行业性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去产能”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能利用率——兼论“环保硬约束”如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

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细分行业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程度下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差异化效应,对“环保硬约束”如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给出解释说明.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加,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影响方向由促进变为抑制,只有适当的环境规制才有利于缓解产能过剩.随着技术创新程度的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技术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强化了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产能过剩化解.     

中国房价上涨助推了制造业“用工难”吗

本文致力于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二是该影响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本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和全国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匹配的数据表明,房价上涨的“需求效应”和“抵押担保效应”压过“挤出效应”,使得制造业企业就业增加,表明房价上涨并非制造业企业“用工难”的幕后推手.同时,房价上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区域、时间、行业等方面存在广泛差异.进一步地,通过考察房价上涨对不同融资约束类型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房价上涨对影响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需求效应”而非“抵押担保效应”实现.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从劳动力就业的视角深化关于房价上涨如何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的认识,对我国房价调控及促进就业相关政策讨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金融发展二重效应与货币政策传导

基于推动动力特殊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功能异化,文章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具有规模化和市场化二重效应的新观点。文章据此结合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新特征拓展了传统金融发展指标,并对金融发展指标从功能上进行了二重性区分,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尝试打开金融发展二重性对货币政策差异化影响的机理“黑箱”,提出了三个非竞争性命题,并对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发展总体上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但这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实现的。第二,从传导机理来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强化利率渠道而弱化信贷渠道;规模效应Ⅱ则反之。第三,在企业抵押能力存在系统异质性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和规模效应Ⅱ还会分别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产生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效应。第四,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相对作用内生于金融发展的阶段、结构和功能,而且这一相对作用还会被实体经济的系统异质性放大。文章对于如何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如何影响企业产能过剩

利用我国25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匹配到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探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浮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同时,本文还揭示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调节机制和渠道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不同规模和类型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提供了新的线索.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与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挤出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高管股权激励没有缓解反而同向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通过股权激励缓解"挤出效应"的方式并不可取。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对冲效应抑或扩大效应

在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扩大企业风险,即实体企业金融化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扩大效应".同时,相比于高风险承担能力的国有企业、成长成熟期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低风险承担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初创和衰退期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风险产生的"扩大效应"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通过挤出实物资产投资和降低主营业务收入来扩大企业风险.因此,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健全实体企业内部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防控机制,并引导实体企业专注主业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