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吗——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分析

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一类生产数据和信息;一类提供服务。研究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要把握好马克思考察生产劳动三个视角之间的关联性。对于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由资本所雇佣,技术成为了商品,因而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生产数据和信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唯有被资本所雇佣,并把数据和信息加工成数字商品进行售卖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而言,其中由资本所雇佣并生产可视化的数字服务商品的数字劳动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另一种直接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则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     

数字劳动控制的策略、形式与机制：以自媒体平台为例

资本主义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动过程的转变对应新的数字劳动类型，对劳动控制过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劳动类型与控制策略具有联动性，进而对劳动控制形式、控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控制策略相对应，数字劳动控制形式主要包括“劳动自由”掩盖下的意识形态控制、“能者多得”掩盖下的时间控制、“社区名人”掩盖下的流量控制、“美好生活”掩盖下的社交关系控制等。与占主导地位控制形式相对应，新的数字劳动控制机制包括以游戏化的任务分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以效益化的薪酬体系实施时间控制、以弹性化的生产组织实施流量控制、以产消化的劳动方式实施社交关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发挥制度优势，合理规制数字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而使自媒体等各类数字平台充分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与价值运动：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社交平台的流量不再只是传统媒体获利的商品，更是与数字技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特定劳动形式。通过析取个体媒介使用的数据贡献，较之传统媒体，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在主体、过程和产品三个维度具备外包精益模式下的产消合一者、形式吸纳跃向实质吸纳、数据原料与广告时间并重的演化，在价值运动的形成、实现与分配环节呈现非物质劳动与价值增值信息的生产、内在商品化与自我商品化的循环以及“POPC”网络状态下的自雇佣“影子劳工”三方面内涵的变迁，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媒介资本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增值与积累的理解。面对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适用性与阐释力，也为流量劳动克服由“解放时间”滑向“统治时间”带来的异化提供可能。     

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不完全劳动关系”的生成机理、运行特点与治理取向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引发劳动资料数字化和劳动过程平台化,变革了生产组织形式和劳动控制方式,既促使市场交易成本相比企业内部管理成本下降得更快,推动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又赋能平台通过数据垄断、算法管理、消费者在线评价来控制数据密集型劳动过程,衍生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不完全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具有弱从属性、弱组织性、弱稳定性,难以纳入“二分法”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劳动关系关联型集体协商机制和社会保险体系。有效治理“不完全劳动关系”,要基于“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突破劳动关系约束分类推进集体协商,突破劳动关系约束分步提供社会保障。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租金研究——以平台资本为例

正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取地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则通过对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占有与控制获取数字租金.劳动时间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由数字剩余劳动创造并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数字租金具有与地租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打破平台资本基于时间的经济竞争逻辑、规范平台资本对数字租金的攫取行为是构建开放、安全、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数字经济劳动社会化研究

数字经济基于数据传播技术与组织平台变革促进了产业融合创新与劳动社会化。论文首先对西方近期关于数字经济劳动代表性观点进行辨析,然后基于马克思机器观对新型数字化劳动正本清源,并采用唯物史观视角构建劳动社会化演进图谱,解析了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理论底层逻辑的嬗变,揭示了数字经济下资本对劳动实质性纳入与柔性规制,探索“人本”数字经济治理机制,规范与发展资本,从而实现对社会劳动广泛公平吸纳及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技术应用、外包零工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

本文考察了数字技术对外包零工劳动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美国纵向雇主-家庭动态数据库(LEHD)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降低了外包零工的劳动收入,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通过减弱外包零工对自身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减弱外包零工的集体议价能力以及提升外包零工对平台的依附性三条渠道削弱其自身的议价能力,进而降低了外包零工的劳动收入。结合研究结论与中国零工经济特征提出以下相关建议:补齐制度短板,加强外包零工劳动权益保障;约束数字权力,加强数字平台算法治理;推动工会和集体协商制度建设,并探索国有资本主导的合作制平台组织。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知识型劳动、生产资料网络化与平台资本积累模式

知识型劳动是劳动者为创造新的生产能力而从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是连接科学与直接生产过程的中介。知识型劳动具有生产性、倍乘性与稀缺性等多重属性，也就是说，资本家雇佣的知识型劳动力既可以生产剩余价值，也能够帮助资本家从全社会的总剩余价值中分配更多份额。在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台资本支配知识型劳动力构建“中心—非中心”生产资料网络，达成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网络化。平台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就此形成了协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围绕剩余价值分配展开的竞争关系。数字平台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使平台资本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当平台资本扩张至完全掌握剩余价值实现的决定权之时，即垄断性占有网络中心节点的生产资料时，就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此时，在平台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中，依靠垄断势力从产业资本手中转移的剩余价值占比更高。而垄断势力的确立需要知识型劳动力，因此，资本之间竞争的背后是知识型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当平台资本控制剩余价值分配时，会对产业资本的积累形成抑制，最终对全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知识型劳动力的再生产形成阻碍。     

网络空间发展与数字经济生产方式演进——兼论“数字孪生”与“元宇宙”

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演化进程是网络空间、物理空间、人类社会空间的三元融合过程。从狭义生产方式看，“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推动网络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同时拓展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范围；另一方面，引领在线化新业态发展，促进网络空间与人类社会空间融合，同时引致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组织方式向虚拟化、网络化、非线性方向演化。从广义生产方式看，以数据要素和网络空间发展为基础，传统的劳动者相互联系的劳动过程被数据要素参与的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的劳动协作所取代，劳动组织方式的网络化在局部增强劳动者就业灵活性和生产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强了资本对劳动者控制的深度和广度。     

经济转型期国有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

经济转型期,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控制经济命脉,掌握经济发展方向,私营企业以市场为依托,促进经济发展.此阶段,只有处理好劳动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国有企业才能在把握企业发展方向的同时,实现经济转型,实现业务外包的“三个转变”.本文阐述了国有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义,以长庆油田市场运作为例,分析了国有企业在经济转型期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并从人的基本特征、两种不同群体以及同一群体不同个体的利益需求出发,提出解决规避的有效办法.     

劳动的零工化：数字时代的劳动形态变迁及其形成机制探究

伴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动形态呈现零工化趋势。从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变革—劳动形态变迁理论脉络出发可以发现,工业时代所形成的职业化劳动形态,在数字时代正逐渐由零工化劳动所替代,并展现出劳动时空条件零散化、劳动过程碎片化以及劳动关系原子化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产生的根本动力机制在于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充分利用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数据的特点,包括虚拟性、可切分性、权属模糊性等,采用包括生产场景的时空延展、生产过程的拆分控制、组织关系的外部众包等控制—积累策略,以推动零工经济的扩张与劳动零工化的转型。上述分析表明,研究者既需要从新的视角思考数字时代零工劳动者的劳动状况与相应的保障实践,也需要对数字技术发展的社会经济后果展开更多反思。     

外包与要素价格:从特定要素模型角度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两种商品多种投入要素的特定要素小国模型来分析外包对要素价格的影响。如果将土地和熟练劳动视为特定要素,本文发现通过生产率效应和要素供给效应的传导机制,外包有利于特定要素所有者,不利于非熟练劳动,扩大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相对工资,该结论与外包中间品的要素密集度、均衡状态时是否为完全专业化外包和资本的国际流动无关。即使非熟练劳动通过培训可以向熟练劳动升级,但并不一定会缓和本国的相对工资差距。     

平台企业数据资本化及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市场力量,虽然能够推动数据要素流动助力国民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但容易导致资本无序扩张引发“数字剥削”和“数字统治”现象。本文以美团外卖平台为案例,基于一手数据资料深入考察了平台企业数据资本化过程及运动规律,研究发现,平台企业中的数据资本在进入生产环节前必须依次经历数据资源化—数据要素化—数据要素商品化三个特定阶段;数据要素的生产过程仍然是数据资本雇佣劳动并无偿隐蔽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但该过程有别于传统产业资本,具有了以“网络暴力”完成原始积累和借助数据控制完成一般积累的双重特殊性。数据资本从本质上看属于新型数智化不变资本的范畴,其增值的来源仍然是数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数据资本作为一种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资本,内部却天然地包含着无序扩张性和边界性之间的矛盾,该矛盾实质上是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在平台经济中的外在表现。对平台企业数据资本本质及运动规律的分析有助于各级政府积极规范平台企业行为,从而积极引导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共享利益与产权界定

近来颇为引人注目的理论问题,即企业要素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问题,是“劳动占有资本”,还是“资本雇佣劳动”。我们认为,既不是“劳动占有资本”,也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劳动与资本共享”。     

共享利益的理论渊源与实现机制

对企业要素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问题有两种回答：一是“劳动占有资本”，二是“资本雇佣劳动”。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既不是“劳动占有资本”，也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劳动与资本共享”。因为企业“劳动”与“资本”生产要素的投入者一是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如经理、员工；二是投入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资本所有者如股东。因此，劳动力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共享企业内劳动创造的利益，即劳动与资本共享企业内劳动创造的利益的思想就跃然纸上。本文在对共享利益这一新的理论范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重点探索其理论渊源与实现机制。     

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劳动资料和信息化数据化的劳动对象提升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属性。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任务企业和众包平台,对劳动者在时间层面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在物理空间的本区域和跨区域等两维度进行双重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主体被碎片化、劳动内容被标准化,劳动过程同时受到传统监督和算法控制,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束缚人的发展、强化资本势力、加深去工业化和全球数字鸿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     

企业外包风险及规避研究—基于关系网络的视角

企业外包后,与外包商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业务关系网络,大体上可以归为完全市场型关系、中间合作型关系、企业内包型关系,由此引致了程度不等的关系风险.为有效规避这些风险,发包企业应该根据风险大小选择合适的外包关系网络类型、增加网络关系间的直接往来以发挥强连带优势、缩短网络距离以增强信息传递与跟踪效果、运用关系性契约以加强双方利益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