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金融结构与增进产业链及金融安全

中美“科技战”导致仅依靠市场化企业家创新机制不足以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政府产业政策施以援手。本文使用手工整理的2007—2021年产业政策新数据,将对产业政策的研究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从而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产业政策因过度依赖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阻滞了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形成,使得金融结构在产业政策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产生遮掩效应;政府治理能力越强、市场化程度越高,产业政策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越强。金融结构具有遮掩效应的逻辑机制,启示制定产业政策时注重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将既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而提升产业链安全,又能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而提升金融安全,一举两得优化国家安全体系。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与金融风险

厘清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对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水平对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与空间正相关性。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调节效应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会削弱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水平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效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则会增强该效果，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依赖于制度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度与低度协调类型、经济欠发达、胡焕庸线以东地区，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水平的提升对防范金融风险效果更加明显。     

金融压力、所有制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影子银行活动的实证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监测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各国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反映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FSIC)。基于此,本文研究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商业银行将如何调整影子银行业务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金融压力上升时,相较于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差异与两类银行对影子银行这一风险业务的调整有关。当金融压力上升时,国有银行会显著减少影子银行业务,而非国有银行的影子银行业务不会减少。本文提出了国有银行的双重职能这一观点来解释实证研究的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DEA模型的国家金融效率综合评价指标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发展,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国家金融效率在促进国际资本有序流动以及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采用DEA模型测算2009—2019年全球108个国家的金融效率,结果表明,（1）各国间金融效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投入产出水平不高;（2）只有中国、美国和卢森堡这3个国家一直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多数国家的金融资源投入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只有少数国家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因此,各国应该立足本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现状,调整金融产业结构和规模,提升金融管理水平,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和法律环境,从而提升金融效率水平。     

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协调推进稳增长和稳杠杆——基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本文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探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协调推进稳增长和稳杠杆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在显著降低企业负债率的同时还能带来企业资产效益的显著提升;企业负债率与企业资产效益之间确实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一错配效应随着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而被削弱;金融结构市场化对大企业、地企和房地产业企业负债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从而有助于缓解企业部门内部金融资源的规模错配、产权错配及行业错配。本文的研究对于科学制定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金融安全网:内在联系与运行机理

金融安全网是各国政府为积极应对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而设定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从一般的经济制度环境上讲,金融安全网整体框架包括审慎监管、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正确把握金融安全网的运行机理,有助于完善其设置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作出动态调整。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金融安全网能够有序运行并有效应对金融风险。政府应充分发挥这种制度化风险应对机制的功能,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干预。     

培育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和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构想

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且金融深化趋势明显。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协助，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培育金融中介和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则对于促进金融发展和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旨在促进金融业的深化发展;金融监管旨在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金融创新能提升金融结构,为金融机构增加收益,分散风险,提高金融效率,是引领金融业前进的永恒动力。但是金融创新也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如果监管当局监管不得力,控制不当,会给金融业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危害和破坏。本文立足于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分析,寻求在取得金融创新积极发展的同时,金融监管能够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中国金融70年:简要历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探索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设时期、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为：有效推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立了符合国情的制度较为完善、机制较为灵活、门类较为齐全、结构较为合理、功能较为充分和监管较为有效的金融体系；切实防范化解了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以推进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原则，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和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绿色金融、空间外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市场化的门槛效应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通过多种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随后对这种影响进行效应分解,最后引入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市场化指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明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并且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中,空间溢出效应比直接效应更明显;第三,在差异性市场化水平之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具有显著的市场化门槛特征。     

城市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古寺院金融的研究视角

本文选择寺院金融作为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准确识别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从理论上分析了古寺院金融通过多条渠道对现代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我国2004—2016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通过“竞争效应”显著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该抑制效应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外商集聚程度较高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更为显著。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以上结果依然成立。政策分析表明，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通过调节不同地区外资流入的增速有助于实现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     

系统性风险防范与多重金融政策搭配——基于DSGE模型的逆周期监管效应分析

我国经济近年处于下行期,金融风险不断上升,央行、银监会等相继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通过金融政策来防范风险是常规之举,但多重金融政策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性.文章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分析表明,在资本监管要求下,取消银行存贷比约束或银行间市场的政府隐性担保等弱化流动性干预的措施,将起到一定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当经济金融领域遭受各类负向的外生冲击时,就减缓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而言,取消政府隐性担保的措施更为稳健.可见,应重视不同的银行流动性干预政策对资本监管宏观审慎性的影响,通过政策之间的兼容匹配来强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对于评价现有政策效果以及提升我国金融政策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效应分析

在金融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连接形成复杂的金融网络。其中一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必然通过该网络传染到其他国家,并且在传染的过程中可能产生放大机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本文在分析中、美等6国经济事实的基础上,以2007—2019年日频数据为基础,测度全球14个主要国家(地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跨市场金融网络,计算这一时段国际重大风险事件冲击下的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结果表明: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各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进行交叉传染,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大于货币市场,但货币市场通过对本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进而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不容忽视;美国、英国是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输出国家,且美国的风险输出效应大于英国;中国和欧元区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净输入国家,中国的净输入效应小于欧元区国家;美国等国家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风险波动会显著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状况。因此,根据主要国家金融市场风险波动幅度及时监测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实施精准货币政策、改进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国际政策协调非常必要。     

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与银行风险——基于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视角

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于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隐性担保是否会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导致的银行风险造成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会导致银行风险增加，而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可以通过转移风险的方式掩盖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带来的银行风险，导致真实的银行风险被低估。进一步讨论发现，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时期和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来说，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作用会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打破财政兜底幻想的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建议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的过程中，需重点加快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化测度及因果关联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结合总量思维和结构视角，进行指数化测度并厘清因果关联，才能精准发力。金融风险指数化测度序列，包括不同子市场金融压力指数序列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序列，既能厘清不同子市场的金融风险，还能分析综合性的系统金融风险，有助于形成一个能够兼顾局部结构性分析和总体综合性分析相协调的研究框架。金融风险指数化序列之间的因果关联分析，包括不同子市场金融压力指数之间和各子市场金融压力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之间的因果关联，既能有效区分侧重点，还能精准找到着力点。为在整体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结构视角：主要着力点依次是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和金融机构。     

金融科技发展下金融监管体系转变研究——蚂蚁集团事件的思考

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引起了金融风险泛化,金融监管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再次成为各届人士关注的焦点.传统监管体系难以跟上金融科技发展的节奏,无法处理隐含与频发的新旧金融风险,存在着一些监管套利空间与监管盲区,因此转变金融监管体系势在必行.本文以金融科技与金融监管相关文献为素材,分析了金融科技新变化、特殊风险、现有监管体系缺陷等,探讨目前形式下转变金融监管框架与体系的必要性,并指出现有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参考金融发达地区成功合理的监管案例与项目经验,提出发挥试错监管作用和创新监管(如监管科技)作用,以智能化监管为主要方式,加强跨行业与跨区域合作,实时动态调整监管政策,在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同时,也要坚持不造成系统风险的建议.     

新金融发展与工业绿色转型——基于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2011—2016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SYS-GM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新金融发展对城市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新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较快,但区域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中国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呈现出较高水平的均衡发展格局;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城市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为此,应加强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创新,引导新金融与绿色金融融合发展,加大对企业绿色技术改造、绿色工艺设备升级等方面的金融支持,建立绿色信用体系和企业绿色认证机制,优化新金融与绿色金融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     

基于供需角度的农村金融抑制及农村金融深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轻农村,重城市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农村金融的发展也落后于城市金融,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呈现需求抑制和供给抑制并存的特征,严重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改变传统的信贷供给逻辑,通过打造农村资金供给的回流机制,引入竞争机制,发展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形成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完善农村金融法规、审核监管以及风险保障措施,才能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加强金融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     

区域金融深化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和市场是动员经济剩余投入生产再循环的两种手段,但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在配置资源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不同。该文通过对1997-2010年各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区域短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规模扩张增强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长期的经济增长则要依靠区域内金融深化程度提高。东部地区应当扩大政府规模和提升金融深化程度,中西部地区应当抑制政府规模、适度提升区域金融深化水平。地方政府依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控制经济剩余的投向,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日渐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