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与个体生育意愿——基于信息成本和家庭代际视角的分析

探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助力人口转变升级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文章置身中国具体情境,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7),从信息成本视角和家庭代际视角两个维度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其生育意愿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已育史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个体再育意愿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对于已育个体而言,上网频率越高对再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越加显著;代际数字鸿沟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也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当子代和父辈存在较大的代际数字鸿沟时,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繁的个体,父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育儿经验和子代通过网络获取的育儿知识相冲突可能会引致更多的家庭矛盾,进而抑制个体生育意愿.反之,当代际数字鸿沟较小时,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亦有所减弱.文章的发现对于提升个体生育意愿以及生育率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多重数字鸿沟与家庭收入差距：理论与经验证据

研究数字鸿沟如何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益贫性和包容性,是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文章基于CHFS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将数字鸿沟区分为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分析了数字鸿沟与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多重数字鸿沟的存在对家庭收入差距有不利影响,仅消弭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不足以保证家庭收入差距得到缩小,只有进一步解决能力鸿沟,才能有效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普及,构建家庭数字使用场景和长效化保障机制,并警惕数字经济对传统特征差异扩大化而产生的诸如能力鸿沟等不利影响因素,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用工具变量及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选择不同上网方式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可得到一致性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在41～65岁以及土地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家庭,其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五条路径对农户家庭收入产生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夯实互联网发展基础,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水平;积极发挥互联网多渠道增收效应,促进农户稳步增收;健全和完善乡村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农民与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合理分享数字经济红利。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是否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的影响及工资差异分解,探讨了不同年龄段群体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异质性及内在影响机理。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总体工资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随年份推进其影响程度呈逐渐减小趋势,互联网使用显著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随分位点数提升,性别工资总差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随年份推进,在相同分位点上性别工资总差异呈逐年缩小趋势,且禀赋特征差异逐渐缩小了中等收入者性别工资总差异。互联网使用对80后群体工资正向影响显著更高,70后群体次之,60后及以上群体相对较低,呈现较明显的年龄异质性。     

农村性别数字鸿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的性别数字鸿沟现象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和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居民在互联网使用技能和使用方向等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教育水平、参加培训情况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农村女性的互联网技能水平。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大对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育力度,适度引导农村女性更好地利用互联网促进自身的发展,以期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弥合性别数字鸿沟。     

互联网信息技术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近年来,农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扩散和使用正在改造和重塑着农村社会经济。基于国内外现有文献,该文从供给和需求两条主线梳理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效应、促进农村社会创新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数字鸿沟制约,并进一步运用淘宝村来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早期政府主导的农业信息化供给因缺乏市场需求的支持而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限,而市场需求主导的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扩散和使用则有助于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熊彼特式创新;但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制于供求双层次的数字鸿沟致因。淘宝村的兴起则展示了互联网信息技术改造农村社会的巨大潜力。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理论与实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增加灵活就业者的自雇概率,概率增加7.0％.无论全样本还是自雇和受雇分样本,互联网工资溢价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加了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供给时间,而且对自雇灵活就业者的正向影响大于受雇者.机制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灵活就业者拥有更自由的价值导向和生活追求,增加了 自雇就业概率,同时互联网通过增加个人工作偏好和收入水平进一步延长了该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此外,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等方式对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中老年和城镇户籍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增加青年和农村群体的自雇概率和劳动供给时间.     

互联网使用能影响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吗?

本文利用2021年湖北省水稻种植户调研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提高农户生产托管程度,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替换变量后结果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环节生产托管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植保环节;相较于服务专业户,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促进了农户参与专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另外,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年轻农户、小规模农户及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监督成本与控制成本促进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基于上述结论,应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生产托管互联网平台建设,关注不同农户对互联网使用的差异性。     

湖南省城乡大学生互联网使用状况调查

为了探寻城乡大学生在互联网使用状况上的差异,对湖南省15所高校的2503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互联网的使用地点以学校为主,且网络成瘾现象不容乐观。城镇大学生与农村大学生尽管上网地点均以学校为主,但在选择家里或网吧上网则呈明显差异,而且网络成瘾方面重度成瘾者城镇大学生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在互联网使用设备上的差异以及使用环境上的差异造成的。     

女性更能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吗——基于互联网使用偏好的调节效应

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互联网使用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能够带来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和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中的性别特征差异和性别歧视。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偏好和教育机会的增加是使女性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更多的主要原因。农村户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女性更能在互联网使用中获益。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互联网普及对传染病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互联网减少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传播,但同时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关联。那么,互联网如何影响传染病的传播呢？文章利用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卫生面板数据以及新冠疫情数据,运用GMM模型,实证考察了互联网普及水平对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互联网普及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甲乙类传染病的发病率,对传染病传播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有助于传染病的防控。（2）由于不同地区、城乡和用户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这导致互联网普及水平在抑制甲乙类传染病传播效应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3）互联网通过“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事后治理”三个阶段降低了传染病的传播,这种积极作用具体是通过扩大数字化办公市场规模,减少“面对面”接触以及增加线上问诊次数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量等多种途径来实现。文章的结论为我们认识互联网在新冠疫情中的潜在作用提供了参考借鉴,也为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基于互联网普及的“智慧防疫”和“智慧防控”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数字使用鸿沟弥合机制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委托代理问题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期探究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数字使用鸿沟的弥合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数字使用鸿沟弥合程度整体上为中低水平;区域层面数字经济对企业数字使用鸿沟的弥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是以提高公司绩效、增强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为部分中介实现的。     

信息时代的贫富分化问题探讨

高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都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然而，世界财富的巨大增加并没有带来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反而使这种分化更加剧了。文章通过对信息时代特有的数字鸿沟、报酬递增规律及知识的自我强化规律等进行探讨，揭示信息时代贫富分化的真面目。     

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新型城镇化对高分位、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新型城镇化可通过缓解一级数字鸿沟及二级数字鸿沟,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门槛效应检验证实,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新型城镇化的单重门槛效应以及数字鸿沟的双重门槛效应。据此,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农村数字新基建布局、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以期为助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农地流转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地转出的概率并显著降低了农地转入的概率,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从农地有偿流转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高收入水平和低农地禀赋的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农地流转。据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互联网平台建设,制定差别化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政策建议。     

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对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缓解了农户收入不平等,基于反事实假设情景看,实际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若选择使用互联网,其收入不平等水平将下降21.4%;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女性、中年和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农户通过互联网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大;基于反事实假设看,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或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实际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若选择使用互联网,其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幅度更大,若其实际使用互联网而选择不使用,其收入不平等水平将明显提高。在替换解释变量和估计方法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稳健。互联网使用通过信息效应和就业效应两条路径间接作用于农户收入不平等;其中信息效应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就业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城市老年人“互联网+医疗”使用意愿研究

为了了解城市老年人对“互联网+医疗”模式的使用,为“互联网+医疗”在老年人群中的推广使用提供依据。采用分层方便调查法线下收集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老年人目前“互联网+医疗”使用情况的差异以及未来“互联网+医疗”使用意愿。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有“互联网+医疗”使用经历的比较少。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对“互联网+医疗”使用经历有显著性影响（P<0.05）,电子健康素养每增加1分,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医疗”模式的概率是不使用的1.192倍。多元线性逐步回归结果显示：电子健康素养水平、“互联网+医疗”优势能够正向预测老年人未来“互联网+医疗”使用意愿（P<0.05）,电子健康素养均值、“互联网+医疗”优势每增加1分,“互联网+医疗”使用意愿分别增加0.817和0.463分;而“互联网+医疗”劣势负向预测“互联网+医疗”使用意愿（P<0.05）,“互联网+医疗”劣势每增加1分,“互联网+医疗”使用意愿便减少0.539分。从而得出结论,只有提升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充分利用“互联网+医疗”优势、规避“互联网+医疗”劣势、完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