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本文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3)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4)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公益诉讼制度诱发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与机制

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中国生态司法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公益诉讼试点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公益诉讼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有效撬动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既有创新活动基础上叠加的“杠杆效应”,而非单纯的“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公益诉讼制度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公益诉讼制度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越能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制度的绿色创新效应。本文丰富了法与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为“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最新经验证据。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选取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一系列内生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对于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拥有绿色实用型专利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正向赋能效应更强。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带来的技术扩散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激活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主要归因于资源再配置,且资源再配置是价值链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又一重要渠道。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完善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对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简称《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指引》出台后,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显著降低.机制检验显示,《指引》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能发挥"波特效应".此外,政策引致的信贷约束效应与信息传递效应减少了重污染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与商业信用,导致技术创新水平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指引》对重污染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中表现的更明显;与弱融资约束企业相比,强融资约束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上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证据,对于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SG表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

在我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积极促进企业践行ESG发展理念和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可以正向调节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重度污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靠。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在贯彻ESG发展理念的同时,也要重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促进ESG和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以及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渠道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内部控制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长江大保护战略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江经济带上市公司的证据

长江大保护战略的颁布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借助长江大保护战略颁布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长江大保护战略对长江经济带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大保护战略颁布持续促进了长江经济带重污染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与授权，但更多的只是策略性绿色创新，并非实质性绿色创新，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重污染企业均进行了策略性创新，其中，长江大保护战略对处于财政压力较大地区与政治关联等级较高的重污染企业作用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长江大保护战略通过对长江经济带重污染企业施加环境合法性压力与外界关注压力，进而促进其开展策略性绿色创新。研究结论对利用国家战略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

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构建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加环保支出、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加逆向知识溢出3条中介渠道,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内陆节点城市、低清洁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对政府制定外贸与绿色创新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来自公益诉讼试点的证据

环境公益诉讼是提高环境司法保障水平、纠正地方政府“规制执行偏差”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制度建设。文章选取2011-2017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使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提升7.1%,且该政策作用效果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绿色创新。地方政府加大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治理力度,公众提高环境诉求是上述发现的实现机理。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三重差分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能促使试点地区污染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和提高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信息公开以及设立环保法庭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为环境公益诉讼试点的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环境司法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绿色投入能提高企业环境与财务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面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过度、极端天气频发等环境问题,政府与企业都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方法。以2016—2020年340家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在补贴政策扶持下绿色投入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绿色投入既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还能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内部创新与外部政策制订两方面给出提高企业双绩效的建议,助推重污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深入考察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方式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评估其成效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是否披露、披露数量以及披露质量三个维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综合考量,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披露环境信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明显影响,而披露数量与披露质量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企业创新类型、污染程度以及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结论意味着,进一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将有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与发展。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组织冗余是企业通过构建资源优势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基于组织理论与资源约束理论框架，以“资源—能力—行为”为理论逻辑，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并以风险承担能力为中介变量，以数字化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呈U型关系；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环境正向调节沉淀性冗余、非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风险承担能力在沉淀性冗余与绿色创新战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为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组织冗余建立风险屏障并顺应数字化环境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