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增速缓慢,而金融业却高速发展,很多实体企业出现金融化的行为。同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基于此,本文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深入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推动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经营风险会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作用;而企业资金约束程度越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效果越明显。本文对于合理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策略研究——来自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11—2021年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SA融资约束指数模型测度企业融资约束,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中小企业融资,而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更明显,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作用相对较小。异质性结果表明,在融资约束方面,相较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会给非国有中小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府需加强数字金融监管、企业不断重视数字金融创新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行为和能力的影响分析——基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研究

国家的经济政策无时不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活动,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除了要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和治理状况等微观经济因素,还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如货币政策变化而形成的市场约束。本文结合中国特有的研究背景以及企业融资和货币政策的现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7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来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银行贷款、商业信用的影响。     

数字金融、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2-2018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高管背景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辖区企业创新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高管的研发技术背景对该作用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并对数字金融在创新激励方面的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限于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背景的调节效应也是如此.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9～2020年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和fDi Markets绿地投资数据,结合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M-DID)的研究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进行了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推动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生产率企业以及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为凸显。机制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三条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理解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实现数字强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挖掘技术定量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这一新兴金融业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对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东部和南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增加研发支出四个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通过探索和识别激发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外部条件,为加速形成数字化转型新格局、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金融、信贷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基于信贷期限结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作用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数字金融通过延长企业信贷期限调节企业投资行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抑制金融投资;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影响在高融资约束和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效应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降低经营风险。     

客户集中度只会加剧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供应链隐性契约以及客户集中度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客户集中度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客户集中度的升高债务融资成本先升高后降低,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种关系仅在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和行业垄断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在行业垄断程度高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的关系。在进一步区分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回归结果显示,这种倒U型关系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在民营企业中二者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为处于不同情境下的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管理供应链关系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供了合理化建议。     

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能降低投资风险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对投资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机构投资者存在羊群行为,卖出羊群行为的程度大于买入羊群行为的程度,而且卖出羊群行为加大了投资风险、降低了投资回报率; 买入羊群行为减少了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回报率。因此,加大监管机构投资者卖出羊群行为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并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     

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行为和能力的影响分析--基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研究

国家的经济政策无时不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活动,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除了要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和治理状况等微观经济因素,还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如货币政策变化而形成的市场约束。本文结合中国特有的研究背景以及企业融资和货币政策的现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7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来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银行贷款、商业信用的影响。     

数字鸿沟阻碍农村家庭金融投资了吗?——基于2018年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从“接入沟”和“使用沟”两个维度分析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接入沟”和“使用沟”问题,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金融投资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其阻碍机制主要归结为信息传输机制、学习机制和社交机制。这种阻碍作用具有代际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特征,代际异质性特征表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对中、老年家庭金融投资的阻碍作用显著高于青年家庭;地区异质性特征表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家庭金融投资的阻碍作用显著,而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能够通过各种影响传导机制来有效地改变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情况,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分成五个部分,围绕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展开了相关的探究。第一部分对数字金融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解释分析了数字金融的含义和重要价值,并且指出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的三大基本原则。第二部分紧接着分析了企业投资效率的相关内容,解释了企业投资效率内涵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因素以及企业投资的特点。第三部分主要对企业投资效率衡量评价分析的相关指标进行了解释,从静态投资效率指标、动态投资效率指标以及投资效益指标体系这三个角度展开了分析。而后在第四部分指出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明确了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困境,推动企业科技领域投资结构优化,提高企业投资经营项目开展的安全性以及矫正非效率投资的重要价值。最后在第五部分基于数字金融提出了企业投资效率管理的有效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员提供行之有效的参考。     

数字金融与房地产企业金融化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年～2020年市级数据与我国A股和H股上市房地产企业数据匹配后,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房地产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及其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会显著抑制房地产企业金融化。数字金融通过提高房地产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和融资成本,从而显著抑制房地产企业金融化。     

数字金融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来自中介效应的证据

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数字金融在抑制环境污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我国部分省份的污染物排放为基础,采用熵权法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污染指标。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并表现出线性特征,其增长1%使环境污染程度降低约0.0796%,其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环境污染有抑制作用;数字金融主要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来降低环境污染;数字金融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在我国东部地区更大。因此提出政府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数字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上、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完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金融体系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否提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抑制管理层盈余操纵,有效提升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且该结论在经过替换核心变量测量方法、引入地区特征控制变量以及内生性问题解决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降低公司信息不对称和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高新技术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货币政策抑制了房地产需求吗?——基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比较视角

选取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CHNS)2004年、2006年、2009年城镇住户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分别对消费需求以及投资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抑制消费需求,特别对婚房这类消费需求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投资需求的抑制并不明显;货币政策对住房需求的调控效果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和层次性。应该通过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来保证住房消费需求,同时在各商业银行的配合下,各种窗口指导措施要更多地针对住房投资需求,以此来实现货币政策对住房需求的分类调控。     

企业生命周期、债务融资与企业绩效——来自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利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2年的数据,分别研究债务总体水平、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结构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总体水平、短期借款与长期负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整个生命周期都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影响程度在不同的阶段存在差异。在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内,短期借款对企业绩效的负效应都强于长期负债。另外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银行借款均对企业绩效产生负效应,商业信用仅在衰退期对企业绩效产生了正效应,在其他两个阶段均为负效应。     

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跨国的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70-2011年全球161个国家的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存量来看,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海外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差异。如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高,反而降低了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但证券市场规模有助于海外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没有上述特征;从流量来看,金融发展深化和证券市场规模有助于海外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呈现较大差异;本文将一国的法律起源作为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     

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投资效率,从融资约束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来约束着各种非效率投资的情况。基于此,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展开了相应的分析。文章第一部分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概念,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含义,而后分三个阶段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历程,指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广泛性、普适性、大众化、风险数据化等特点,并且举例说明了其具体形态。文章第二部分对企业投资效率展开简单描述,阐述分析了企业投资效率的含义、投资效率衡量的指标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文章第三部分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文章第四部分则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分析展开了细致的分析,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为融资约束机制,因此从融资约束程度和投资效率的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和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展开了探究。第五部分则综合以上论述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