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凭借着自身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融入了全球价值链,这是我国近年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也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文章基于价值链和制造业升级的相关文献,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对我国制造业升级产生怎样的总体影响,并进一步将制造业升级细分为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讨论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如何通过影响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来影响中国制造业升级的。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企业生产率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测算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有益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显著存在。另外,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资本密集度、贸易方式以及产品多样性等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发现,国有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的生产率效应最高,外资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要高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多元化的产品策略更有利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率。     

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型创新动力,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发挥着重要的内源作用。基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视角,选取2006—2016年省级层面十二大类(HS码)的贸易数据,并以技术创新和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并且通过引领技术创新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实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初级人力资本效果不显著,中级和高级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和城市化的间接效应对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发挥了重要的提升作用。     

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Feenstra&Romalis(2013)整理的各国出口数据,首先运用生存概率法分析各经济体SITC4位码产品的出口持续性,进而借助工具变量2SLS模型,首次就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论与启示有:发达经济体产品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产品质量作用表现为"高质稳进"型正效应,而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过长的出口持续时间则意味着产品质量的"低端锁定"和"低端下滑";出口过度依赖传统优势产品和"质量革新惰性"是近几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执行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战略有利于发展中国经济体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空间型地理接近"不一定能够促进一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制度型地理接近"则有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双重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深远影响着企业和国家的出口国际竞争水平。本文利用Eora于2018年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15年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并分别从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进行测算,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国内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而国外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对本国出口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从服务投入行业异质性的角度,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次之,交通运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研究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可否借助儒家文化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仍是一个未知的学术问题。文章采用2001年到2007年中国海关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历史的信息和数据来解释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促进了我国企业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并对民营企业影响大于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文章不仅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经济学价值,对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力提供了证据和新探索路径。     

信贷约束、资本配置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一个国家的信贷约束对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起着多大程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信贷约束使得企业无法得到充足的资金而显著地降低了企业投资高质量产品的行为动力.但是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使得企业对外部信贷资金的需求程度可以通过加速资本的配置来得到满足,也使得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向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固定资产投资上,这最终都有助于企业配置资金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另外,国有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外资企业的不同,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下的信贷约束的表现也不同.在本文使用其他信贷约束指标做稳健性检验之后,和本文构建的信贷约束指标经济含义相近的银行信贷约束与我们所得结论一致,和本文经济含义不一致的商业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是无法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消除的.     

中国FDI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分析

基于Hausmann R.(2005)的处理方法,用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来衡量出口质量,再通过HS-6位编码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8年国家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测算,借助描述性统计分析法与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劳动力质量和人口规模可以显著地提升我国出口产品质量。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

文章利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最后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     

信息化密度与中国企业出口决定:基于产品价值链视角

本文基于产品价值链视角剖析了信息化密度影响企业出口决定的内在机理,并采取世界银行提供的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信息化密度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产品价值链中各环节信息化密度较高的企业也倾向于选择出口,且从边际效应来看:与下游企业或消费者之间以及市场营销和销售过程中较高的信息化密度带来的较大海外市场空间,对企业出口决定的正向边际效应最大;其次是与上游企业或供应商之间和生产过程中的较高信息化密度使得企业克服出口额外成本的能力增强;边际效应最小的是在产品改进上的信息化投入导致的产品多样性和较高的产品质量。分行业估计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企业的信息化密度变量以及边际效应规律与总体样本基本上是一致的。     

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

针对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学术界更多关注本土要素升级、高级要素培育以及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等作用。本文认为,相比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在以"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制度质量可能成为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来源,尤其是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对制度质量的要求更为"敏感"。以分工演进为切入点,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质量影响价值链分工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3年至2010年我国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并分别运用OLS法和TSLS法进行了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计量分析,以及运用系统GMM法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揭示了制度质量的完善程度对于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此外,我们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资本有机构成、基础设施以及外资利用也对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据此,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新要求,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制度质量,有助于中国加速攀升全球价值链。     

网络嵌入对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

网络嵌入已经成为影响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供应链绩效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以我国航空制造业供应链为例,在分析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供应链网络嵌入与供应链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假设,并构建相应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来探究供应链网络嵌入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网络结构嵌入（节点度和中介中心度）和关系嵌入（信任、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对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供应链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并且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之间存在理论上的结构关系。     

网络关系嵌入对高端装备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能力和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航空制造业供应链为代表,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探究网络关系嵌入对高端装备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能力和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的结果表明,网络关系嵌入对供应链协同能力各维度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供应链协同能力中同步决策、产品交付及时可靠以及激励联盟均可以显著提升供应链的运作绩效;虽然激励联盟和供应链的运作绩效对供应链的财务绩效有着直接显著的影响,但是同步决策和产品交付及时可靠则需要通过改善供应链运作绩效间接实现对供应链财务绩效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嵌入能提升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吗——基于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国内外环境的新趋势与新特征,导致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本文基于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结构优化以及绿色驱动四大要素,构建工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体系,并运用1999-2012年2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变动较大,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转型升级效果最高的是高技术工业,其次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接着依次是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GVC嵌入程度的加深有利于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但推动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以及高技术工业中较为显著;(2)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高技术工业的发展、行业内竞争性的加强以及经济自由度的提升能够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然而目前金融业的发展非但没能有效推动工业发展,反而限制了工业转型升级的推进。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出口贸易的结构调整

本文研究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形式与动因,建立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产业均衡模型,考察了全球主要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集中度,分析了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在其中的作用,结合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值的波动与制造业内部各部门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及位次变化,分析了重构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结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重构在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出现,但重构的趋势是存在的,而最可能出现重构的并非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增长特征

本文重点以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为基础,研究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增长特征。使用Kaplinsky升级指数和中间品进口相对价来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和贸易方式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特征和升级表现。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主要采取了进口替代和战略性贸易相结合的政策推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第二,虽然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装备制造业生产和贸易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商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最重要的驱动力。第三,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在经历三个主要的结构性变化,一是各类企业的发展正在变得日益内向,其次是从2005年起装备制造业贸易开始从逆差转向顺差,三是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更加依赖从国内采购中间品。第四,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均是中国装备制造业近年来升级的来源,而升级的主要动力是外商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不能忽视的是,国有企业在升级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升级现状令人担忧。最后,国内企业和一般贸易是造成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偏低的主要因素。     

制造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成为制造业智能化的重要表征,并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愈发深远的影响。研究使用中国2000—2014年行业层面的机器人应用数据、企业层面的机器人进口数据以及中国企业和产品层面的两类微观数据,检验工业机器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企业和产品层面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在考虑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样本选择偏误及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进口工业机器人的准自然实验同样稳健,且促进效应随引进时间递增。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振、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和劳动要素升级三个渠道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失速”与中国对策

通过对比G20经济体的货物出口增速与其GDP增速之间的差距,本文发现2012年后世界主要经济体货物出口增速大多低于其GDP增速,此轮出口增长"失速"并非是中国特例,而是全球性现象。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分析了造成此轮全球性出口增长"失速"的主要原因,发现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出现的"天花板"现象、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分工位置升级和国内价值链的延伸以及发达经济体国内价值链的收缩都会导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本文认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平台扩张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外部空间和以自贸区战略为依托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由"边境上"向"边境内"深化,是中国应对出口增速下降可能的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