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 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双假说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2)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3)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4)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制造业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生态环境

以产业集聚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利用2010-2016年天津市南港工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现代产业园与微电子工业园4个制造业产业园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关系,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存在正负两种外部性效应,具体作用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中作用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当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不显著。     

制造业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双中介模型

以产业集聚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利用2010-2016年天津市南港工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现代产业园与微电子工业园4个制造业产业园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关系,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存在正负两种外部性效应,具体作用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中作用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当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不显著。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金融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2007—2018年我国2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金融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金融集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绿色经济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因不同的环境污染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地理区位存在显著差异,高环境污染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作用更强,高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作用更弱,沿海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作用更强。因此,改善我国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程度,发挥金融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建立Tobit回归模型分析国内技术转移、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3种技术转移方式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内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国外技术引进会阻碍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国外技术引进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效应,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国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替代效应。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不同技术转移方式作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并为促进各种技术转移方式协同互补提出建议。     

中国区域工业环境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Super-SBM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5年工业的区域环境效率并分析其差异原因,并且通过测算工业细分39个行业的环境效率,构建出行业结构效率指标,并结合规模水平、产权结构、能源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区域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等因素,探索其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沿海经济发达区域的环境效率普遍高于其他区域,工业细分行业的环境效率普遍较低,烟草制品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效率最高。行业结构效率对区域环境效率有积极作用,且影响程度最大。规模水平、产权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和环境规制对区域环境效率有抑制作用。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采用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首先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碳排放效率,然后分析了其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效率的核密度估计分布曲线,最后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碳排放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负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增长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消费结构对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产生负影响或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因此,对于提高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调整各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分配科研经费与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上。     

环境规制、研发投资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探究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微观机理,讨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异质性研发投资作用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得出,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主要依靠研究性投资的推动,具体来讲：(1)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下,研究性投资更能刺激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且“阶梯向上”的作用特征明显;(2)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下,研究性投资和试验开发性投资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表现为倒U型趋势,且落入最优规制区间内的企业数量最多;(3)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的门槛较高,目前只刺激了部分企业研究性投资的正向作用;(4)东、中、西部地区的分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内的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别,这对不同区域内的“规制组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双碳”目标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尤为重要。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度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利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双重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增长速度具有阶段性特征。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存在倒“U”型影响,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环境规制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及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建筑业绿色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间接影响效应也具有差异。因此,政府需合理设定环境规制强度,重视间接效应的发挥,加快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