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宁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优势产业建“快车道”

正201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关于同意建设中国(宁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批复》,为宁波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开启了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的"快车道"。中国(宁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后将对宁波集聚、支撑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快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什么会落户宁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火种。为更好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在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2016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一     

“加速折旧”如何赋能数字企业创新？

加快数字企业创新是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项外生冲击，运用经济学模型和三重差分法（DDD），手工匹配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与专利数据，以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总数衡量创新产出数量，以专利前向引用次数衡量创新产出质量，研究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数字企业创新产出数量、提高其创新产出质量，二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此外，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效应随时间呈现递减趋势。第二，政策效应对中东部地区、高固定资产占比和成熟期的数字企业尤为显著。第三，从作用机理看，融资约束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数字企业创新的重要制约。文章为加快实现数字经济行业创新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中国企业创新为何重数量而轻质量——数量增长目标考核视角

数量增长目标考核是中国创新政策的重要特色。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信息问题和机会主义，数量增长目标考核会引发微观创新主体的适用性策略行为。文章通过手工搜集和匹配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尝试从专利数量增长目标考核视角，考察中国2010年实施的《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2011-2020年）》这一重大创新战略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发现该战略对企业专利数量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专利质量提升具有抑制效应，表明专利数量增长的目标考核会导致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专利申请行为。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以及创新能力偏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重数量、轻质量"的专利申请行为。进一步，该战略主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扶持等政策措施引导企业专利申请行为。这些结论为引导中国企业高质量创新行为的政策目标设计、政策工具选择及分类精准施策提供了有益启发。     

广东省技术创新描述性统计分析——兼论知识产权创造激励策略

政府的激励对企业自主研发积极性的提高、促进其R＆D投入转化为知识产权竞争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奥斯陆手册》制定的调查问卷,在企业投入与绩效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对广东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调查问卷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了企业对当前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体系的反馈,设计了政府、企业激励体系,分析了政策上的一些缺陷,为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提供了依据。     

R&D Efficiencies, Technical Spillovers and R&D Subsidies

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研发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竞争型创新补贴政策还是合作型创新补贴政策,政府都应该优先补贴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行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国家的创新补贴水平,但是技术溢出本身对创新补贴的影响却具有不确定性.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高技术溢出提高了消费者剩余与国民福利水平.贸易壁垒虽然强化了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在考虑了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后,具有创新激励的企业实际上更倾向于自由贸易结果,因此,相对于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创新补贴政策可能更容易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研发效率、技术溢出与政府的创新补贴

 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研发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竞争型创新补贴政策还是合作型创新补贴政策,政府都应该优先补贴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行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国家的创新补贴水平,但是技术溢出本身对创新补贴的影响却具有不确定性。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高技术溢出提高了消费者剩余与国民福利水平。贸易壁垒虽然强化了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在考虑了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后,具有创新激励的企业实际上更倾向于自由贸易结果,因此,相对于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创新补贴政策可能更容易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企业创新的外在动力：公共科研机构技术转让的驱动效应

产学研深度融合从而充分释放公共科研机构对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既是创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提升中国创新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丰富专利信息的企业层面数据集,考察了在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公共科研机构的技术转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共科研机构的技术转让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表现,其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度量的“量”的维度,还体现在发明专利前向引用度量的“质”的维度。本文还从企业创新数量的二元边际、专利的“基础性”、公共科研机构转让专利与企业发明专利在技术领域上的关联性以及受让强度4个方面展开了拓展性分析和讨论。本研究对产学研融合、技术要素市场化和知识产权交易等相关议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东台市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正> 2003年是东台市开展"知识产权试点市"建设的第二年。这一年,全市专利申请、实施以及企业专利保护工作均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企业的专利申请比重明显增加,申请质量和实施率同步提高,企业专利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东台市被确认为"江苏省知     

贸易、知识产权与出口企业创新:基于美国337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开放的贸易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同时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活动。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性特征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创新活动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是当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激励企业创新,以强化对出口市场的占有;二是当出口企业缺乏持续创新的能力时,由贸易制度获得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因为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丢失,从而抑制了出口创新活动。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在转型期获得的技术储备大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因此在面对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时,必然面临更大的压力。然而这一压力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创新活动是激励还是抑制却并没有文献进行研究。文章基于《中国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了美国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发现:(1)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从OECD技术分类标准出发,337调查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要大于中高和中低技术的企业;(3)337调查对1998年之后开业的新企业存在着明显的激励作用,而对1998年之前开业的老企业而言,激励大小和显著性水平都不如新企业;(4)从控股的资本来源上看,337调查对在华外资控股的企业存在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对本地中资企业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     

供给型政策工具、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作为经济创新活动的主力军和实践者,能够催生全新的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增长动力,进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驱动力。针对供给型科技政策,以制造企业为样本,通过计量模型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区域科技供给型政策的投入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3种供给型政策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同时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但在地区异质性条件下的政策作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果存在差异。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中知识产权服务的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中的知识产权服务是多要素的协同创新,对服务供给主体、服务内容、服务对象三大关键要素进行精准识别,认为应该在知识产权的供需之间、服务主体之间、公共服务和内部管理之间合作协同,传导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成长的创新机制,以广州市的实践为样本,需进一步在供需协同的全链条服务、主体协同上政府对的资源撬动、内外协同的知识产权贯标上形成创新机制,有效发挥知识产权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动作用。     

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基于Ordered Logit模型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全国231家产学研协同创新主要参与主体的问卷调查,针对现阶段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特点,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Ordered Logit预测模型估计了六个影响因素对现阶段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问题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因素"政策法规的支持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成果转化"、"多赢的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和"产学研协同创新融资渠道完善"对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显著影响;因素"科技中介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对"创新主体发展需求问题"的影响并不显著。     

政府环境审计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手工整理国家审计署层面的政府环境审计数据,以 2007—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媒体监督较强时更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机制和环保补贴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环境规制机制表现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和环境税收水平提升,环保补贴机制表现为环保补贴力度提高。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其环境绩效,表现出环境有效性,更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和经济效率,表现出经济有效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为审计部门完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以推进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政府责任及策略

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中国政府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因主要来自提升国际竞争力,减少国际贸易磨擦和推进自主创新的需要。但同时政府在推进知识产权中还面临着一部分保护观念落后、产业结构二元化以及收入低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必须适应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发展趋势,因地制宜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     

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合作创新中知识产权风险的成因及防范

文章阐述了合作创新中知识产权风险的产生机理,以及在伙伴选择、合作运行和成果分配这三个阶段的具体表现,并从国内外环境、合作企业和知识产权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一风险产生的具体原因。文章最后提出了完善法律、合理选择伙伴、合理设计契约、合理分配成果、加强知识保护和提高保护意识等防范措施。     

Protection of trade for innovation: the roles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Tariffs

Using a North–South trade model with innovation and imitation, we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protection and trade protection. We show that unlike a Southern tariff, a Northern tariff supplements IPR protection and is not necessarily a beggar-thy-neighbor policy. The globally optimal Northern tariff increases as IPR protection in the North or the South decreases. Global welfare may rise as Northern tariff increases, but necessarily declines as Southern tariff increases. This suggests that pushing for freer trade in the South is more urgent than in the North in innovation-intensive sectors where IPR protections are weak in both regions.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层级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共政策引导模式构建及对策——基于中国CSR发展指数的统计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的公共政策在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如何，是下一阶段政策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了更好的分析公共政策的施行在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中的作用，以2009-2016年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基础，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自律性组织三个层面，总结各级政府和自律性组织在政策推进过程中的引导模式，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