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行为失范的治理

政府行为是政府制度或政府体制与政府官员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其状况和特征主要取决于政府体制的合理与否和政府官员的素质高低。规范的政府行为是指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遵守法律、法规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政府的失范行为,就是指政府的行政行为在缺     

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问题探析

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的对象是政府官员的道德失范行为。目前我国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有着思想认识存在误区、权责不清、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官员道德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责任问责主体缺失、社会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道德责任问责法律缺失、监督和制约机制缺失等。应重视道德教育、提升政府官员道德责任意识。重塑公民道德问责主体地位,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道德立法、确保追究道德责任有法可依,建立健全道德监督机制,强化我国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利己行为的经济学思考

政府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官员的意志对政府的行为有重要影响,这在地方政府中体现更为明显。如果地方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也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其行为是否也受“无形之手”的调控呢?本文在地方政府官员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通过对官员的效用函数分解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官员的自利行为如不加引导和控制,很多时候并不会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地方官员追求个人升迁的行为,易导致重形式轻实效的“政绩工程”,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其追求个人收益的行为,易导致政府直接进入竞争性行业“与民争利”;其对声名的追求会因为官员与百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丧失了应有的对其行为的约束力,因此,中央政府应当通过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等办法来约束和引导地方官员的利己行为,使之既能利己,又能利国、利民,既有积极性,又有合理性。     

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中的限制

由于政府官员具有特殊的身份,决定其隐私权在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应有更多的限制。在完善我国相关法律的进程中,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予以一定限制已经成为法治的内在要求。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及其行为变异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剩余索取权”,为其带来强的财政激励,同时由于政治集权,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又面临着政治激励。此外,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地方官员还受到个人经济利益的影响。在财政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以及个人经济利益激励等三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变异。     

试论当代中国政府结构的优化

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产生的。而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结构决定功能。因而在此理论视阈下,一种优化的政府结构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围绕着政府职责这个轴心,可以将政府结构分为政府的总体规模、政府间关系结构和官员结构三个紧密相联的层面。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探讨政府结构优化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地方主要领导人更替与政府研发补助的关系研究

以我国2008²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更替与政府研发补助的关系,同时结合货币政策和市场化进程,检验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更替对政府研发补助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当期地方官员更替将显著降低下期政府研发补助;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当期地方官员更替对下期政府研发补助的影响更大;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能够影响官员更替与政府研发补助的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当期地方官员更替对下期政府研发补助的影响越弱。     

地方官员行为与地方政府债务:一个基于文献的分析框架

政府债务是衡量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执政水平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视角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现实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地方官员在其中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而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和软预算约束是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了考虑三因素的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债务关系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对文献进行了重新梳理,并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框架的解释能力进行了证实。     

政府自利性概念的再界定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的一种违背或损坏其公共性的重要倾向,也成为近些年来学者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对政府自利性现有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进而对政府自利性概念重新界定,并在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把地方利益、官员自利从政府自利性内涵中排除出去。     

政府治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在现实中,作为控制财政资源的政府及其官员能否根据所辖居民的需求偏好来配置财政支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文章根据对Devaranjia(1996)和邹恒甫(1998)的模型拓展,论证了公共支出结构是由政府治理质量内生决定的观点,而且发现政府治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因此,为了提高政府治理质量,真正实现公共财政,一方面要构建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治理,使其真正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必须更加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的自利行为。     

国家机关干部素质评价模型分析

为了使国家机关干部素质评价更臻合理,应以模糊集理论为基础建立国家机关干部素质评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为国家机关干部素质评价开辟了新思路。     

政府领导干部考核制度研究--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为例

对政府领导干部的考核是各级政府考核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考核工作的成功必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为依托.该文以舟山定海区为例,通过对现行政府领导干部考核制度的研究,找出其存在的不足,进而思考与探索新型考核制度怎样建立.     

服务型政府建设探析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管制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政府治理模式。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政府的首要作用是帮助公民表达并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由于长期形成的＂管制＂模式难以彻底改变,特别是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政府及行政人员缺乏民主与法制精神,使得服务型政府建设背离＂服务＂的真谛。鉴于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方式,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突破口就在于政府行政思想观念的转变及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审慎看待“幸福指数”

近两年来，在我国的媒体和各级官员的话语中，频频出现“幸福指数”或类似的表达。其实，作为舶来品的“幸福指数”，相当程度上正被众多的媒体和官员误读。“幸福指数”不可能替代GDP。为了避免“幸福指数”的运用走向异化、陷入贻笑大方的窘境，我们必须审慎看待“幸福指数”。     

地方保护主义探源——一个政治晋升博弈模型

中国政府组织的治理结构是对上负责制，在对地方官员的晋升选拔中，中央政府依靠的是考察相对经济绩效而不是绝对经济绩效的锦标赛式选拔机制。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地方官员会尽量内化自己正的外部效应．而放任负的外部效应的发生，将对竞争对手有利的外部效应当作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来加以规避。因此，政治锦标赛机制有利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不利于合作，会带来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就考核指标和选拔机制进行改革，使官员的对上负责制变为对下负责制，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行为与农民增收

本文建立了一个农民预期收入函数,通过分析政府行为对收入函数中的各解释因子的影响,认为农村基层组织过于庞大、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及部分基层组织对农民产权的侵害是引起种种不利于农民增收的政府行为,要纠正目前不当政府行为和增加农民收入可通过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村基层政府角色再定位和对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     

劳动保护中政府官员自利性官商勾结的解读

把劳动保护中官商勾结归结为政府整体本身基于发展观或者改善投资环境而采取的行为有可能被归咎于集体决策或者为了本地人民的福祉而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其缺陷在于许多个人自利性的官商勾结也会隐藏在"发展观"或者"改善投资环境"的招牌下逃避处罚。文章通过对关系运作的阐述,可以构建自利性官商勾结的模型。分析表明影响政府官员个人性官商勾结的因素有:诚实工作的正常收益、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贴现因子、股份的多少,行为被发现以后的次优收益。结论认为只有提高违法成本,才能有效制止个人自利性官商勾结。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存在多头管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不完善、地方债务预算管理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其成因主要由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内在缺陷与监管制度执行不严格等因素共同决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与政治不稳定,助长官员及社会大众败德行为倾向,削减民众的社会福利。应积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的内外部约束机制,有效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     

从“德”与“力”的关系看当今官员腐败问题

十八大之后,腐败案件频频曝光,查处力度之大,涉案领域之广,涉及官员人数之多,这种"井喷式"的反腐治腐成果让普通民众拍手称快。但在民众口诛笔伐之时,当前官员的权力、能力与道德的关系更值得深思。文章从当今社会道德体系局部失范、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的现状引发出关于"德"与"力"关系的思考,指出以"德"与"力"为着眼点,加强当代公务员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道德教育,并探寻政府反腐倡廉建设,重塑官员人民公仆形象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