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边区的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社会变动的个案分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边区还保持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原貌。中共晋绥边区民主政权对于地权关系的调整、改革，就在这一历史场境中展开。以减租减息为主的调整农村土地关系的政策，是在保障佃权和改善农民生活前提下实施的，虽未触及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它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1946年5月，晋缓边区开展土改运动。田家会村和吕梁四区土改个案表明，土改所导致的乡村社会变革既是剧烈的也是深刻的，由此形成的乡村社会阶级和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变动，将持久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路向。“新富农”是土改后乡村中出现的新阶层，由此产生的“不平均化”和两极分化，将是共产党政权必须面对必须做出历史回答的新问题。     

苏南土改后的农村生产要素流动

土改后发生的土地买卖和租佃、雇佣、借贷等关系，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帮助农民克服生产生活的困难。但这却使一部分人担心农村将走向资本主义，党内也围绕土改后的农村去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至取消“四大自由”。细致探究苏南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流动及政策，目的是超越简单的现象描述，深入考察经济制度变迁中农民私有权利、市场效用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初关中农村的土地改革

20世纪50年代初，陕西关中地区41县（市）的农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了土地改革。本文通过对土改前后关中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和权力组成结构的分析，论证了在关中这个自耕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社会中，土改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土改”的特征，虽然土改后地权变动对多数农民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土改彻底打破了农村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按照中共意识形态重建了乡村社会结构，重构了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     

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的特征分析

土改结束后集体化高潮前,农民土地产权个体私有的地权制度得以建立,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在不同的劳动者之间流动和转让。本文通过对土地买卖和祖佃关系的原因和作用、阶层构成主体、规模和形式深入系统地分析,得出结论：1950年代初期的地权市场广泛存在,并且日趋细密化和复杂化,其作为调整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源配置功能日趋强化,相应的其转移家庭和社会财富从普通劳动者向地主、富农集中的阶级分化功能逐渐式微。     

农民自我雇佣行为的决策因素及其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2013年CGSS数据中的农民样本,使用Probit模型探究农民自我雇佣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特征。研究发现,农民群体存在较高的自我雇佣率,高达27.14%;不同就业类型之间的个体特征差异较小,主要差异体现在社会网络和家庭特征上,表明信息、资金约束是农民从事自我雇佣的主要障碍;农民自我雇佣具有较高的收入,这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就业以及缓解贫困具有积极作用;但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自我雇佣群体在收入和规模上还存在较大差距。     

华北平原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的比较研究

［目的］通过比较华北平原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形态和演变特征,为合理规划和管理农村居民点用地,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借助eCognition developer 89软件,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解译获取1990年和2015年两期农村居民点空间数据; 根据县域中各产业发展水平来划分乡村发展类型; 比较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的数量、规模、密度、形状等的变化特征。［结果］（1）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在数量、平均斑块面积、密度和面积占比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性。农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具有数量多、密度高、单个斑块规模小、总规模大、面积占比大等特征; 工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则呈现出数量少、密度低、单个斑块规模大、形状不规则和总规模较小等特点; 第三产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的平均斑块面积最小,面积占比最低。（2）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演变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数量和总面积等方面。农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主要特征为数量和面积的双高增长; 工业主导型县域则呈现出数量增加较少、面积增加较多,并伴随形状更复杂的特征。第三产业主导型农村居民点的变化在各乡村发展类型中最小,并且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平均斑块面积均略有减少趋势; 均衡发展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加,在各乡村发展类型中数量增加最多。［结论］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和变化差异明显,农村居民点的管控应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加强制度创新,使不具备区位优势和特殊资源禀赋的地区享有同等的发展权,分类实现乡村振兴。     

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及其与乡村振兴关系研究

[目的]探究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结构类型和空间特征,分析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对重庆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指导意义。[方法]文章利用GIS技术定量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空间分布模型探究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利用地理联系率探析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旅游资源分布的配合度。采用回归模型从整体上对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进行分析,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关系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结果]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具有4种类型,农事体验类所占的比重最大,达到43.46%,乡村文化类所占比重最低为2.30%。乡村旅游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重庆市4种乡村旅游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都呈现集中分布, 4种类型的景点与人口和经济的配合度较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县级以上文明村和乡镇占比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均衡关系。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除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外,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仅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低度相关性,不同经济区相关系数差异较大。[结论]综合以上研究结果,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既受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表明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对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拓展乡村旅游类型,提高乡村文化类景点的数量和比重,促进重庆市乡村旅游产业的均衡发展,实现不同经济区乡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教育、自我雇佣收入及其城乡差异

本文采用CHIP2007年数据探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工人在自我雇佣收入上的差距问题。本文发现,以小时自我雇佣收入衡量,城镇职工的收入为15.04元,远高于外来务工人员的7.09元;形成自我雇佣收入巨大差异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体资源禀赋差异,二是外来务工人员受到的户籍歧视。进一步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教育程度的提高、从事自我雇佣年数的增加、健康的改善、初始资本以及自我雇佣规模的扩大均对自我雇佣收入有正向影响,教育对自我雇佣收入的作用远低于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从城镇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各自的影响因素来看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采用Cotton分解方法发现城乡工人个体禀赋差异解释了其中的25.41%,剩余的74.59%归结为户籍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     

新乡绅

<正>中国人对"乡绅"这个词并不陌生。简而言之,历史上的乡绅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在乡村社会中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参与管理乡村事务、能够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发挥媒介作用。     

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

本文通过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探讨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性。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的亲和内聚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强制内聚力;部分乡村更为封闭,部分乡村则丧失了内聚性。至于反映人对环境认识的民间信仰网络,对内聚的影响多是负向的,只加强了乡村的封闭性和愚昧性。     

中国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探源

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运用产权理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探讨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政策史流变、经济学意涵和制度性创新。研究表明,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历了由辅助性到基础性再到决定性的历史转变,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也经历了改革探索期、改革发展期与改革深化期。第二,土地要素市场化的经济学本质是土地转让权的赋予,赋予农户充分、完整且有保障的土地转让权具有理论必要性和现实必然性。第三,未来的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培育有效市场,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主线,做好产权界定、产权配置和产权保护工作;另一方面要建设有为政府,以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为依托,做好数量管控、用途管制和市场监管工作。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建设用地定量定位探讨

建设用地定量定位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天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分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中存在的原因，对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建设用地定量定位提出了新的思路，解决规划控制指标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台湾农地保护政策的演变及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50多年来的农业发展过程中进行过三次农地改革,每一次农地制度改革对台湾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台湾模式"。台湾农地改革对大陆的启示是:土他改革是农业生产的推动力,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需采取不同的农地保护政策,农地政策对农地数量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土地改革需有详尽的法律规定作基础。大陆的农地保护应从数量、质量、生态三方面进行,建立产权明晰的土地政策,制定并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法规,避免农地非农化的随意性,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农地利用效益。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研究目的:构建土地利用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发挥土地利用规划配置土地要素的关键基础和完善土地利用结构的核心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优化土地供应的数量、空间和时序结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比较分析,案例研究。研究结果:在系统论视角下,土地利用规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从协调、有序和系统三个视角出发,从数量角度提高土地利用供求的匹配度和土地利用效率,从空间角度统筹各类横向规划布局和各级主体纵向行政尺度,从时序角度协调规划的机动弹性、细节空间和地类动态变更机制。研究结论:土地利用规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协调的系统观、有序的系统观和动态的系统观,着重对土地利用中的数量关系、空间关系和时序关系进行调整,形成功能协调、层次有序和动态反馈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升级。     

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研究进展及展望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政策虽然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但现有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区政策对于探索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对国外产权界定、市场交易、治理结构以及居民点建设进行阐释,再从我国宅基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制度障碍及改革着力点、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效果3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归纳总结。结果发现,当前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提升了农民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缓解了宅基地闲置、一户多宅和低效利用等问题,但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仍然以政府主导为主,缺乏考虑农民的利益诉求和保障机制。因此,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政策还应该针对农民的实际诉求,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保障机制,谨慎推进改革速度。     

浅谈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对房地产的影响

土地储备制度是近几年来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房地产领域改革的一个热点。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土地管理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作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城市存量土地高度集中管理的机制,其目标是盘活城市存量土地,加强政府对盘活存量土地的统筹安排。     

土地征收中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之弊端

本文通过对土地征收中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的弊端分析，肯定了过去的一些做法，从而明确征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就是要建立征收与储备相结合、征地与供地相分离的管理制度，坚持统一征地、统一供地的管理原则。     

EXPO 2010上海世博会的城市土地储备运作机制研究

本文从土地储备机制设计角度，阐述建立上海世博会的土地储备运作机制的意义、原则和可行性，提出上海世博会的土地储备方案的流程设计，研究上海世博会投资所带来周边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储备的价格和用地类型和纳入土地储备范围等内容，旨在探讨将上海土地储备机制与上海世博会建设投融资机制相结合，从而将政府对世博会投资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效应纳入世博会工程投融资循环，对于上海市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应用价值。     

我国征地补偿制度改革探讨

土地征用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土地制度，征地过程是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转变过程，强制性和补偿性是其两个基本特征，但现行征地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仍是计划经济思路，已产生了诸多问题，对其进行改革实为必要；透视了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特点和缺陷，在分析评价当前改革观点和实践尝试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存权补偿概念并给出了其计算模型，提出了按土地评估价格全额补偿的理念并探讨了其保障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