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有关币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述评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的币制改革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对这个问题很少有人专门研究,而且对此都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民国史研究的逐步进展,国内史学界开始围绕币制改革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下     

抗战时期四川营业税的沿革与发展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裁撤厘金,营业税作为一种抵补裁撤厘金后地方的税收在全国开始实施。四川省由于局势混乱,直到1935年川政统一,营业税方于次年开征。抗战开始后,东南沿海乃至内陆部分地区丧于敌手,营业税征收均受到极大的影响。唯有四川地处大后方,且是国民政府陪都所在地,营业税之征收自始至终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对于抗战时期的财政收入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抗战后期四川“自治财政”整理研究北大核心

“财政乃庶政之母”,国民政府力图确立近代财政体制,抗战时期,努力协调战时财政集权与财政自治之间的关系。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构建战时财政体制以统筹整合全国财政资源,为此急需将县级财政纳入到国家财政统制体系内。1941年国民政府第三次财政会议,设立国家财政系统和自治财政系统,明确国地收支划分。国家财政通过田赋征实等措施集中主要财政资源,确保“财政中央化”;地方财政确定为“自治财政”,以实现“自给自足”,更好地支撑抗战。县级地方财政则通过整理自治税捐,清理公有款产,调整收支系统,确立了其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制度体系和管理架构相继完善。自治财政承担着后方战备设备供应、征发购运、难民救济等抗战使命以及“管教养卫”等地方事务。     

浅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战时货币的整理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扶植了四个大型伪银行,用之掠夺中国人民,它们是伪满洲中央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蒙疆银行、伪中国储备银行,在台湾,日本还设立了台湾银行对台湾人民进行掠夺,这些敌钞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流毒四方。而抗战后期,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也发行了大量的苏联红军票,所有这一切都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抗战时期四川银行业发展述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迫于形势需要,大批东部银行西迁。四川因经济较繁荣,战时环境相对有利,成为某些银行总部西迁或建立分支机构的首选之地。抗战期间,四川银行业较之战前迅速发展,银行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内部管理制度健全是其显著表现,原因在于政局变化带来的契机,工业、商业的带动以及国民政府的重视这三方面。同时四川银行业加大对这一地区农业、商业、工矿交通业、生产事业的贷款、放款、投资力度,为战时四川经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也谈汉武帝统一币制

汉武帝是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经过一系列探索和尝试而最终统一了币制(五铢钱制).汉武帝的币制改革使钱币制度长期稳定,对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浅谈抗战前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

民国政府成立后至抗战前,为了规范货币市场和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货币改革,废两改元,实行法币政策,终结了金属货币在中国占主导的历程,使中国的币制实现了近代化。     

抗战时期甘肃节约运动述略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解决战争所需巨额军费,同时平抑飞涨的物价,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国民政府发动了一场全民节约建国运动。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货币并不统一,铸币权由政府和民间分享。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铸币权渐由官民分享转向政府垄断。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这种转向最终完成。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是近代世界的潮流,中国同样顺流而去。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币制多被斥为混乱无序、极度落后。这种混乱落后有无某些合理因素？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巨变？     

香港抑制通胀的币制及其启示

香港自开埠以来,通过币制改革抑制通货膨胀,基本维持了币值的稳定,避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保证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为我们的币制改革和抑制通胀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 香港币制的演变与物价指数的变化 自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以来,香港货币制度的演变经历过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物价指数上涨率。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

<正>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货币并不统一,铸币权由政府和民间分享。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铸币权渐由官民分享转向政府垄断。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这种转向最终完成。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是近代世界的潮流,中国同样顺流而去。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币制多被斥为混乱无序、极度落后。这种混乱落后有无某些合理因素?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巨变?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理论,明确反对国家统一货币,强调货币应该多元发行。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币制带来很大启发。货币是金融的核心,货币发行理论博大精深。如能选取一个城市,结合哈耶克的理论,比较政府发行货币与民间发行货币的利弊得失,则有希望在货币发行理论中寻幽探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抗战前受到重视阶段，抗战中持续发展阶段和抗战后受到挫折阶段。其特点是：一、统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机构地位；二、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筹款渠道；三、中央、省、县结合，大、中、小并举。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粮民食；减轻了日伪破坏农田水利造成的损失；促进了西部的开发。     

商人团体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统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即对商会和同业公会进行改组整顿,建构起了适于经济和社会调控的“宫室结构”。在1933年前后关于统制经济的讨论中,商人团体该如何自治或进一步被改组的问题又被提至台面,但国民政府与以上海市商会为代表的商界对于统制经济及商人团体在统制体制中之地位的认识显然存在差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了工商团体管制政策,建立起了以商会、同业公会为中介的经济统制体制。这一建制在事实上吸收了上海市商会提案的合理性。可以说,国民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经济统制并非通过直接行政控制来实现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商人团体等民间性组织资源来推进的。这种使民间性商人团体承担过多公共职能的做法,对经济统制的推行及效果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以地谋发展模式的风险与改革

土地在中国上一轮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独特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时期土地制度不仅是实现经济高增长的秘密之一,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权利二元、政府垄断、非市场配置和管经合一的土地管理体制,为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财政创造了条件,但也带来了日益增加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未来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革以地谋发展模式,包括推动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配置方式改革,完成土地财政转型,完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财产税制度,建立公平、共享的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建立服务现代社会管理的统一登记制度等五个方面。     

透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及甘肃交通运输业的开发

甘肃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又是制约甘肃经济和工商业发展的瓶颈。抗战以前,仅有一西兰公路勉强通兰州。抗战时期,开发西北及甘肃的交通运输是国民政府的一大举措。文章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及甘肃交通运输业所采取的措施及其得失做一探讨。     

郭沫若旧居 重庆抗战文化的聚集高地

在抗战期间,郭沫若在重庆有两处旧居,一个在渝中区天官府10号,还有一个在沙坪坝赖家桥全家院子。如今,这两处地方,被定为“重庆郭沫若旧居”,对外开放。从1938到1946年,郭沫若身居重庆8年,他创作了震撼中外的多部话剧。当时,重庆虽不是战区,但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共产党南方局设于重庆,重庆成为抗战时的首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中心。     

从民国法币改革看国际金融一体化

1935年的民国法币改革是中国现代货币金融史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其意义重大。这次改革统一了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多年的混乱货币,从银本位制进入现代信用货币时代,是经济制度上一大进步。研究者对此次改革的评述多着眼于当时国内货币制度状况和国际银价变动,少有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视角来看待这次币制改革。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在金本位制崩溃、世界各国汇率联系更加紧密的背景下法币改革与中国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内债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5月13日发行的3000万元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与1928年1月11日发行的4000万元的“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分别对“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的稳固与蒋介石下野后的复出起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1927—1931年的短短5年间,国民政府发行的内债较之北洋政府16年的总额还多1倍左右。可以说,十年内战时期,公债政策是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基础。及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的内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迄今为止,经济史学界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内债尚无     

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内债整理案述论

1 93 2年内债整理案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债信无疑是一个较大的破坏 ,但考诸当时的财政、金融状况 ,整理债务是当时解决财政困难所能找到的最好办法。而且 ,该整理案的实施选择了“一·二八”事变后国难沉重的时刻 ,较顺利地被接受下来。内债整理案的成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避免了财政危机的发生 ;整理案后债市开始良性转型 ,推动社会游资从政府债券流向产业部门 ,有利于工商实业的发展 ;内债延期减息偿付 ,固然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损失惨重 ,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增强银行业风险意识的作用 ,促使银行业向管理现代化不断迈进。此次整理案的成功除选择了较好的时机 ,还与以江浙财团为主体的持票人会的支持分不开。当时江浙财团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是有选择性的 ,他们支持以蒋介石和宋子文为首的国民政府 ,而拒绝支持孙科政府。江浙财团这种政治上的选择性除了“欺软怕硬”的本质外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以内债为纽带的江浙财团与蒋介石、宋子文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     

《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与《抗战外援》简介北大核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要坚持抗战,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军力。在当时,中国经济刚刚走出军阀混战乱局步入稳步发展之路,民族工商业及金融银行业在外资的影响下开始有了现代化的迹象。但国力并不足以支持同强大的日本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正面战争,突出表现为政府及国民均没有足够的积累,尤其是在财力上,毕竟,战争打的就是钱。国民政府因此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筹集抗战资金,国内向居民借钱、国外向外国政府寻求支援,也是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