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围绕气候治理的国际谈判备受世界各国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虽然2012年12月8日刚刚闭幕的多哈会议谈判实现了平稳过渡,决定从2013年开始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制定了德班平台谈判的工作计划,但在减排义务分担、气候融资、技术转让等关键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未来谈判仍困难重重,前景尚不明朗。作者试图运用多维权力观分析框架,分析当前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构成的政治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的手段性权力强,但态度大多趋于消极保守,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和话语权呈上升趋势,但权力领域有限,权力意愿趋于分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市场、资金、技术、贸易等议题中的权力各有消长。未来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力量为追求自身利益,必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与角逐。基于对各种政治力量在气候治理中权力特点和变化的认识,作者最后提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谋求合理发展空间与权益的政策建议。     

单边气候规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美欧为例论绿色霸权的构建

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但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集体行动绩效不佳。不同于国际政治理论所预测的国家间通过相互合作来应对共同威胁,单个国家或地区往往会主动采取国内单边气候规制;也不同于国际经济理论所预测的在公共产品不足情形下将出现搭便车行为,率先实施国内单边气候规制的国家往往会激励其他国家跟随并采纳高水平高标准的气候规制措施。作者借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解释不断涌现的、镶嵌在全球多边气候治理框架下的各类单边气候规制,研究发现：国内单边气候规制有助于从能源供给安全、低碳生产结构、绿色金融体系和低碳技术知识四方面产生绿色结构性权力。这种绿色结构性权力赋予一国推行跨境单边气候规制的能力,一旦国家层面的跨境单边气候规制得以成功实施,则意味着绿色霸权的生成。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当前最具争议的绿色霸权工具之一,建立在绿色结构性权力和进口市场权力相互依托的基础之上,利用不同市场的碳价差异抽取“租金”,不仅意图实现绿色结构性权力的“变现”,而且将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实力差距。这是绿色结构性权力借由贸易渠道转化为绿色霸权的可能过程。发达国家率先发起的国内单边气...     

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一种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框架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参与者。既有研究文献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行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但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合作意愿上。作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分析国家气候合作行为的新框架。运用该框架,作者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除了合作意愿以外,合作能力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也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履行国际承诺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不断提升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使其在清洁发展机制、"2度目标"、国际磋商与分析等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合作性,但是其合作能力的有限性不足以支撑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时间表,承担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在未来仍将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坦诚地分享和交流它们的合作能力水平信息,将有助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一种非对抗的方式进行。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任何力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必须顺应低碳转型的全球性潮流。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说走向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各国组织其经济社会活动的必然选择,那么低碳化转型越成功的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就越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掌握主导权。一般而言,国际秩序由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国际制度、国际观念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要义在于促使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对世界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会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国际观念体系的重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涵与特质。中国正在成为影响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低碳化转型的道路上,中国担负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和绿色使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不但会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内容。     

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外交与环境谈判的热点议题。针对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谈判,世界各国就减排责任分担以及碳排放权分配提出了各种方案设计,试图从国际公平和人际公平两个不同视角量化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作者区分了国际公平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研究了主要国家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比较测算了不同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在全球历史和未来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指出减排责任的分担,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现实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需求。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需要率先垂范,深度减排,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未来需要更多的排放空间,以满足其发展的需求。对于中国而言,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可以作为学界研究国际碳排放权分配的理论工具,也可以作为政府部门参与国际谈判的一种策略。     

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政策立场分析

欧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最初发起者,是事实上的京都进程国际气候谈判的领导者,也是京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国际体系结构是欧盟采取这种立场的最根本动因。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结构在一超多强的总体结构下是一种单极与多极并存的双重复合型结构,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最终会深刻影响未来国家(集团)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并最终决定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对未来影响的考量以及争取成为未来世界重要一极的战略意图是欧盟采取积极主动的减排立场并担当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角色的根本动因。     

气候危机、碳中和与国际气候机制演进

对于国际气候机制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与碳中和目标的推动下实现自我强化,作者根据认知效应、网状效应和建制效应三种影响因素分析了国际气候机制的演变。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产生了认知效应,一定程度上延迟了气候机制从规则制度设计转向履约行动的进程。随着疫情的发展,国际社会意识到未来气候危机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这种全球反思营造出有助于提升气候雄心的全球政治氛围,催化气候行动。其次,各大国纷纷将碳中和目标作为气候治理的合法性工具,构建了庞大的碳中和目标网络,给一些气候雄心不足的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积极的大国气候外交为国际谈判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最后,认知效应与网状效应相结合一起放大了建制效应,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突破困境。新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和《沙姆沙依赫实施计划》均是强化国际气候机制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巴黎协定》渐进性的特点,并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的制度安排。     

南南合作:气候援外的新策略

发展中国家内部已开始分化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对世界各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但在哥本哈根与坎昆的气候变化谈判中.两大集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三股力量(77国+中国、欧盟、伞形国家)由于根本利益的巨大差异,许多重大问题很难达成一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将是长期的,也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制度压力、利益认知和国内结构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通过对中国国内的认知变化、制度改革、立法支持和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的发展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作者认为,随着中国与国际气候制度的互动不断加深,中国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认知趋向于积极,并且建立了一系列与国际气候制度相对接的国内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规章,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试点工作。上述层面的变化说明,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合作者。     

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脱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体系,现在面临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新的全球性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未来五到十年,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改革的需求将前所未有地强烈。尽管可能遭遇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的"二把手困境",但中国仍然面临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为了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层面的全球治理,本文将与全球治理有关的国际规则分为三类:一是现行主要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主要是指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内的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二是正在演进中或可能发生重大变革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是指一些发达国家主导或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的,新兴以及通过变革将具备潜在的世界性影响的国际治理机制;三是未来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体制与规则,指目前影响力有限,主要由新兴国家倡建和参与,未来发展前景向好的新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作者提出了中国参与应遵循的原则,分别是权责相适原则、利益包容原则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随着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过程而不断深入。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到对经济利益的评估、再到政治意愿的形成,气候变化博弈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和地缘政治之争构成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国际大背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所持的气候变化立场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作者结合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历程概括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与调整过程,分析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以及针对中国气候变化立场中"变"与"不变"的原因。作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治理与合作研究

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治理与合作体系主要由国际谈判与决策机制(政府间治理框架)、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市场经济体系新规范)、国际低碳技术扩散系统(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低碳创新技术应用)等三方面构成,其中,政府间治理框架主体的多样性和诉求的复杂性决定了决策过程的曲折性。在市场经济体系新规范中,发达国家利用现行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机制的优势话语权控制甚至垄断主要交易市场及交易品种,碳排放作为又一项重要的国际资源,发展中国家正逐渐丧失对资源开发、市场定价、交易过程的控制权,并面临资源价值控制权与主导权的再一次弱化。在国际低碳治理体系技术体系中,基于全球治理共识下的低碳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显现,但技术权力决定的利益诉求对低碳技术流动的制约作用也同时凸显。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随着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过程而不断深入。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到对经济利益的评估、再到政治意愿的形成,气候变化博弈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和地缘政治之争构成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国际大背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所持的气候变化立场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作者结合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历程概括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与调整过程,分析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以及针对中国气候变化立场中"变"与"不变"的原因。作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气候变化挑战与中国经济低碳发展

由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气候变化被认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之一.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一个涵盖国际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环境等各方面的国际气候制度已经形成并处于不断演化的进程之中.国际气候谈判已不只是单纯的环境事务,而是涉及到未来各国争取发展空间和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乎各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时期.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气候外交中的国家身份建构——以美国、欧盟、中国在华沙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发言为例

联合国气候大会是世界各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国际合作而召开的大会,会上充斥着各缔约国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谋求发展空间所进行的博弈。透过各国在气候大会上的发言,我们可以分析出他们各自建构的国家身份。而美国、中国、欧盟则因其分别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特立独行的代表,所以备受关注,他们的发言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概念隐喻,他们所建构的国家身份也非常值得研究。参考美国、欧盟、中国在华沙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发言,定性分析了三方发言中概念隐喻的使用情况,探讨了政治语篇中隐喻和国家身份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由此说明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外交政治语篇进行深入地解读,是十分必要和有启发意义的。     

全球劳工治理:议题、机制与挑战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劳工治理不仅意味着劳工问题的普遍性,而且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劳工问题上共同合作的客观需求。作者在回顾全球劳工治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推动劳动力的商品化、分散和抑制劳工集体抗争的力量、防止劳工阶级借助世界大战走向阶级革命、避免劳工阶级形成选票优势、平衡合法性危机与利润率危机等全球劳工治理的五个核心议题,归纳出资本国际转移、生产过程重组、制造认同、政治吸纳、集体谈判、推行福利制度、划分核心工人与边缘工人、维持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资本转向金融、建立国际霸权等全球劳工治理的十种主要机制。全球劳工治理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发挥了控制社会冲突、维护劳资大体上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劳工处境、巩固资本统治的作用,但是同样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从而对全球劳工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全球劳工治理转型要以建立平等、包容、发展的全球劳工治理框架为目标,观念上的变革、国际机构的创设、规则的重置、机制的更新等四个方面的工作是建立新的全球劳工治理框架不可或缺的内容。     

全球排放贸易体系:一个幻想?

目前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未来应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文质疑该观点,提出:1)全球排放交易体系的福利效果并不确定,可能主要能够降低的是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可能造成福利下降的后果;2)各国参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致力于形成"林达尔均衡",而不是全球排放贸易体系所代表的"瓦尔拉斯均衡";3)推动全球排放贸易体系的动力在于发达国家产业集团对规制的偏好和利益,而发达国家优先采取排放交易政策,主要是出于国内及国际政治考虑,而非因为全球福利最大化;4)发展中国家在考虑国内气候政策时面临选择的困境,需要谨慎考虑。     

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责任伦理思考

在全球气候治理趋热的今天,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入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章分析全球气候治理国家责任困境的表现,以国家责任困境问题为导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提出不同类型的主权国家在当今国际环境中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一,发展中国家应当优先发展经济,只有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实现,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也应当积极承担适度的减排责任。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应当主动承担国家责任,携手欠发达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三,新兴大国应当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承担大国应有的国家责任,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带头示范作用。     

多哈气候谈判：发达国家应担起减排重任

气候谈判风雨兼程二十年，取得的进展却是十分缓慢，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全球气候变暖是关乎整个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减排做出自己的努力．作为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理应承担起减排的历史与现实责任，自觉承担起减排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责任。     

“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北大核心CSSCISSCI

《京都议定书》生效只是人类保护气候行动的一个阶段性进展,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何去何从已迫在眉睫。“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设想旨在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七国集团的制度机制,取代《京都议定书》体制,以促进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作者评述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战略设计,分析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法律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愿,提出了中国在后京都谈判中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