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基于内生人口结构的研究

本文在内生人口结构视角下研究了少儿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我们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检验了抚养比、储蓄率和人均实际GDP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都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远高于老人抚养比升高的幅度,因此经济增长会伴随储蓄率的升高;此外,低出生率导致的老龄化过程会降低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率,但会伴随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     

社会抚养比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投资和储蓄内生化,考察社会抚养比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994~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少儿抚养比增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其抑制物质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先后“阻碍-促进-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总抚养比与我国的经济增长负相关。     

收入差距与储蓄: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分析

收入差距与储蓄的关系至今仍不明确,通过建立OECD国家面板数据(1991—2010年)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即基尼系数与国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稳健的正效应,并且变量交互项分析表明社会保障支出,政府教育支出以及公共健康支出能够缓解收入分配和储蓄的关系,进而降低储蓄率,同时发现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关系与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一致,结果表明储蓄率随着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而减少。     

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面对人口老龄化日趋加重的趋势，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拓展LA/AIDS模型分析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关联程度。结果显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结构既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又有反向的阻碍作用。为此，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发掘不同年龄人群的潜在需求，对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结构变化、储蓄率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内生人口结构为视角,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间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部地区与全国水平较为接近,各方面走势也与全国水平相似;经济增长使得少年抚养比出现持续性下降,除东部地区外,经济增长使老年抚养比也出现缓慢下降,但后续逐步趋于平稳;除东部地区外,少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出现持续性上升,而老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未来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需要有更高的储蓄率进行应对。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研究现行人口政策,改变社会人口结构,提升少年抚养比,以有效应对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理性人会将工作阶段收入在终生进行平均,这会带来消费和储蓄的变化,推而广之,随着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储蓄率会相应变化,文章通过实证发现2000年来的储蓄率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当整个社会工作年龄人口比重变大时储蓄率会上升,实证结果有利于厘清关于储蓄率变化的误解,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并根据情况完善和调整相应政策。     

人口老龄化、消费倾向与中国居民储蓄率研究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结构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这势必会对居民,特别是中老年人的储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分析行为人的储蓄决策,并基于2000-2021年3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老龄化对于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以正向效应为主,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储蓄率水平。由此本文认为,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发掘银发经济潜力,以及完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增长率可以更好地降低居民储蓄率,扩大消费需求。     

内蒙古人口结构、收入增长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实证研究

从历年反映人口结构的相关数据中,发现内蒙古的人口结构在逐渐变化,劳动人口对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比率逐渐降低,对老年人口的抚养比率却逐渐提高。内蒙古人口年龄结构类型逐步进入老年型,而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选取了1985-2012年的相关变量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及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等一系列针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分析了人口结构、收入增长对内蒙古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人口结构、收入增长与居民储蓄率的实证分析中,首先验证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不考虑人口结构的改变,得出影响储蓄率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收入,也说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内蒙古当期的储蓄现象。然后又以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建模,得出的结论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而且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远大于收入。长期来看,由储蓄率、收入增长率、负担少儿系数和负担老年系数这四个变量构成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     

人口年龄结构、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依据我国200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考量了人口年龄结构、房价和城镇居民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房价在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效应,但与房价的交互作用削弱了这种正向影响。鉴此,应积极推进宽松人口生育政策,开拓老年消费市场,完善住房信贷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年龄结构、储蓄率与经常项目差额——基于亚洲13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解释经常项目差额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研究视角。东亚国家的典型事实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很可能是可贸易品在国家间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项目差额受到国内储蓄、投资等经济变量的显著性影响,经常项目差额与国内投资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少儿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与经常项目差额存在反向关系。可以推断,中国在人口总抚养比较低的"人口红利"期贸易顺差换得的外汇储备具备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战略价值。     

“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少子化”并没有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从而释放家庭消费,本文通过引入效用利他因子构建的扩展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对上述现象进行理论解析,并运用2013、2015、2017年CHFS的家户面板跟踪数据对这种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有“挤入效应”。(2)“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的“挤入效应”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差异,在农村“少子化”的储蓄“挤入”弹性要高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增加会加剧这种差距;“少子化”使得性别为男性的户主和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户主更倾向于储蓄,女性户主和退休后的户主则表现得不明显。(3)“少子化”对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的“挤入效应”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4)通过动态数值模拟发现,面对少儿抚养比的正向冲击,低少儿抚养比的家庭边际储蓄递减能力高于高少儿抚养比家庭。本文认为“少子化”提高了教育、医疗支出的储蓄替代效应,高储蓄率的发生不能忽视“少子化”的贡献,应继续优化、调整生育政策。     

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银根松紧、地方财政分权等基本因素是影响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主导力量,但城镇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是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总人口抚养比的降低,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由此产生的刚性需求对房地产短期波动的影响,明显大于城市化和城镇家庭小型化推动的城镇家庭户数增长.此外,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外资的频繁出入,对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也显著不利.     

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世代交叠(OLG)模型和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简称“城乡居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预期寿命均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城乡居保的缴费率、覆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是城乡居保统一与农村居民消费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城乡居保缴费率与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交互作用;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较为平稳,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建议提高城乡居保待遇水平,巩固和完善缴费激励机制,明确政府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责任。     

人口红利、投资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人口红利与投资的时空特征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正处于由少儿抚养比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期,而老年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将加剧我国人口红利消逝。同时,少儿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及投资呈由东至西递增的态势,而老年抚养比则呈相反的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的全域莫兰指数分析显示人口红利与投资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局域分析则显示二者存在空间分布的异质性特征。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视角的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效应研究

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人口适度,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来反映人口结构,人口净迁移率来反映人口分布,从衡量人口发展的人口适度、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三个角度探讨了人口发展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上,将资源与环境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个体储蓄模型和企业决策模型,考察了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机理。在实证研究上,利用1993年~2013年全国29个省份(西藏、重庆数据不全被剔除)的数据就人口发展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分析——基于微观家庭的养老和子女教育储蓄动机的研究

本文首先利用孤波理论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前期生育率的高峰和低谷必会转化为当下的出生波、教育波、就业波、老龄波等一系列社会孤波,对储蓄率、教育投资率、养老支出等经济变量造成深远影响。然后建立了一个包含养老储蓄、家庭教育投资、代际转移支付和预期寿命内生化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在当前生育率水平下,预期寿命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率、养老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理性行为人对子女"投资品"属性的认可程度超过"消费品"属性,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居高不下。由于非单调性经济增长路径的拐点来得相对较早,高储蓄率不利于经济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与住房财富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年度面板数据,对住房财富效应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正向住房财富效应,且人口年龄结构对各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正,但老龄人口比重比少年人口比重的边际影响更大;住房资产占比对大部分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较小;此外,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其边际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而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其边际影响逐步上升,住房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使其负向边际影响逐渐增大。     

金融发展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分析——基于修正的生命周期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走高,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将依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引言国民储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高储蓄率是解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二战以后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也被认为是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自1995年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