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L法的中韩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

随着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成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韩国是对农业给予高度保护的国家,与其农产品贸易相关的谈判将会十分艰难.本文在分析中韩农产品贸易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G-L法评估了中韩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其结构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优化发展中韩农产品贸易的建议.     

中韩FTA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GTAP模型就中国韩国FTA对两国及世界其余经济体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受到韩国取消对华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影响,韩国农产品的价格、产出及需求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影响较为显著;而中国农产品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对世界其余经济体的影响则几乎可以忽略。     

中韩贸易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韩双边贸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贸易结构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根据近年来中韩两国贸易的相关数据,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定量分析方法,对中韩两国的贸易结构进行客观评价,并对两国贸易结构的优化以及贸易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由“间”到“内”的飞跃——中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实证研究

利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测算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发达国家以及和发展中国家开展产业内贸易的动因，着重探讨了规模经济、产业差异化、消费偏好、跨国公司内部效应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因素，并简要提出了中国如何通过产业内贸易逐步提升动态优势的途径。     

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及类型性质的实证研究

本文针对中国入世后2002年至2006年最新中美贸易数据,主要通过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平衡状态的商品构成份额及其贸易类型性质的分析,并采用劳伦斯指数、G-L指数等指标的计算,探索入世后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状况及趋势,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中韩农产品贸易结构分析——以比较优势与产业间贸易为准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量逐渐增多。对于韩国来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韩国的第一贸易伙伴。同样对于中国来说,韩国也是其在政治、文化与经济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中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签订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农产品领域协商使中韩不能共识。本论文采用RCA、IIT模型来分析两国农产贸易的现状与性质,通过对中韩统计数据（UNcomtrade,08年至12年）的分析来了解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HS3、HS5、HS7、HSl3、HSl4、HSl6与HS20的RCA指数大于2．5,这7种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韩国HS3、HS5、HS7、HSl7、HSl9、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干1．25,HS3、HS21与HS24~RCA指数大于2．5R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24个Hs编码中,中国有14个Hs编码的lit指数超过0．5,韩国有9个Hs编码的IIT指数超过0．5。韩国农产品贸易结构上互补性较强,且主要集中于农产品的进口。韩国农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3．9倍。韩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08年至12年整个农产品贸易逆差额为81,666,202千美元）。本文试图通过对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的分析来帮助了解当前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     

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运用RCA指数、TCI指数、GL指数、BI指数和Thom&Mc-Dowell指数,较为全面地分析了2009年至2021年中国与“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结构。结果表明：自2009年以来,中国与“一路”沿线地区农产品贸易结构的问题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进出口结构失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商品结构集中度偏高,以食品和活动物类为主;区域结构不合理,东盟地区所占比重过高。同时,双方依据比较优势展开贸易,逐渐形成有明显互补性的、以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并存的农产品贸易结构,其中双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提高并且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基于产业技术水平分类的中日韩贸易结构比较分析

本文基于贸易结构、产业发展、技术水平三者之间内在本质必然联系,以中日韩三国在新世纪以来主要贸易数据为依据,分析中日韩三国的贸易结构及三国区域内的贸易结构,得出相应的结论。     

基于产业技术水平分类的中日韩贸易结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贸易结构、产业发展、技术水平三者之间内在本质必然联系,以中日韩三国在新世纪以来主要贸易数据为依据,分析中日韩三国的贸易结构及三国区域内的贸易结构,得出相应的结论。     

中美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本文通过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测算和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判断,发现中关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上,其中,化学制品的贸易几乎全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状况,从需求角度看,是因为中关之间存在看对质重差异或技术差异的同类产品的相互需求;从生产角度来看,生产的垂直一体化和产品的生命周期与中美工业制成品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有关.中美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中国的专业化水平,增加贸易额和溢出技术,但因为产业内贸易的类型属于垂直型,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     

我国产业内贸易部分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内贸易是相对于产业间贸易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既进口又出口同一个产业内的产品的交易行为.由于对"产业"的界定会影响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理论研究中一般是把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归属于同一个产业.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有许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规模经济、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情况、国内产值的增长等等,都会对一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     

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与发展对策

在分析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状况的基础上,采用G-L指数和S指数对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静态和动态测算,并基于2000—2011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法国、俄罗斯7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将静态面板数据分析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相结合,对影响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入是影响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的首要因素,且长期来看其重要性不断加大;其次是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和外商直接投资,且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金融服务的促进作用需要长时间才逐渐显现。而市场规模差异、货物贸易密集度和贸易不平衡程度等对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则不明显。最后针对实证分析结果从加大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投入等方面提出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对策。     

供求的变化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一、引言 以综合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的我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在近些年取得了稳步的增长,见表1。经加权平均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从1997年的0．4增长至2000年的近0．45,虽然随后几年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平均0．43的水平,而据岳昌君（2000）依照同一方法测算的我国1980年综合产业内贸易指数只有0．297。产生这种增长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很大部分的原因应归功于当代商品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包括内涵上的与形式上的）。科技进步导致的产业内分工的细化以及营销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我国可以更多地参与到某种环节或某种层次技术水平商品的生产和营销中,加大了我国与同我国有着广泛产业内分工的国家之间从事产业内贸易的可能。另外,随着我国人民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仅仅来自国内的供给已经满足不了这种旺盛的对差异产品的需求,而国外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这将导致更多交叉需求的产生,从而使得我国与国际上存在交叉需求的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增多。     

我国贸易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我国贸易结构和收入分配的现状 (一)我国的贸易结构现状 贸易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贸易结构可以反映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和科技发展水平,并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与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对1996—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及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又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产业内贸易贡献不大;加入WTO前后两个阶段产业内贸易及其结构变动呈相反的趋势;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是产业内贸易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三个因素的影响很微弱。这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扩张的基础是成本优势且主要集中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加入WTO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启示

首先介绍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关于在高新技术领域政府干预合理性的阐释：高新技术存在技术外溢,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高技术企业的补贴可提高本国福利;其次,分析了欧洲和日本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 例子;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有益启示。     

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与新加坡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分析中国与新加坡双边产业内贸易现状,以及美国对中国、新加坡制造业直接投资情况的基础上,阐述了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与新加坡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影响.首先,在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中,基于HS分类的机电设备及零部件类商品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而且在此类商品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类别商品的贸易几乎是完全的产业内贸易;在机电设备及零部件类别的商品中,中国与新加坡之间产业内贸易指数高的商品是中间产品.其次,美国对中国、新加坡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计算机与电子产品行业.由于美国在该行业的公司内贸易比率很高,而且在中国和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属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形式,因此,美国直接投资是中国与新加坡双边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