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评介——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贡献评介系列

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管理理论在摈弃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开发出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以解决集体行动逻辑。制度安排在解决公共事物治理困境、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显示了巨大力量，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的概念，建立了多中心的制度安排，针对复杂系统中公共事物治理而设计的适应性治理对于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重大的意义。奥斯特罗姆提出与第一代集体行动理论完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诠释，创立了与社会资本相关联的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她认为多种类型的个人行为的存在是形成最终行为的主要原则。奥斯特罗姆跨学科的贡献奠定其学术地位。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基于此,在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及其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今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环境问题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评述

近年来,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研究中日渐兴盛。在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中,经济学实验主要研究社会困境和合作行为,包括体现社会困境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以及测试那些用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制度安排和研究资源环境问题中的个人评估等等。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介绍了资源环境问题的实验经济学最新研究进展,指出了还需要拓宽研究范围,并加强对政策评价和交叠地带的实验研究。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多中心理论

在多中心理论之前,社会上主要存在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多中心的产生源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局限性,它颠覆了公共财产只有交由中央权威机构管理或完全私有化后才能有效管理的传统观念.本文对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做了解读,并从奥斯特罗姆个人学术研究经历出发,追溯多中心思想形成的全过程,最后就多中心理论的重要意义与发展方向做了展望.     

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困境及其消解——以J市农民画为例

“公地悲剧”理论阐释了公共物品的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当前,公共文化建设模式及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存在类似“公地悲剧”问题：一方面,政府供给的公共文化物品供给不匹配;另一方面,民众因为供给不匹配导致对现有公共文化物品大肆浪费。“俱乐部产权（物品）理论”为解决当前公共文化建设问题提供了有效支撑。要消解公共文化物品的供给困境,先要解决公共文化物品的供需匹配问题,同时要解决公共文化物品使用过程中的“公地悲剧”问题。     

县域财政自主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制度困境

本文基于访谈法,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分析代表地方利益的县域政府拓展其财政自主性空间的努力,重点从质的研究视角分析财政治理中,县域财政自主治理的行为逻辑及其面临的制度困境.本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县域财政自主治理具有双重特征,即财政收入上的扩张性和非规范性以及财政支出上的约束性.只有在发挥县域财政自主治理的同时,规范县域财政的扩张性行为,才能有效发挥财政分权的作用.同时,本文就我国县域财政自主治理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多中心＂理论

在“多中心”理论之前,社会上主要存在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多中心的产生源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局限性,它颠覆了公共财产只有交由中央权威机构管理或完全私有化后才能有效管理的传统观念。本文对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做了解读,并从奥斯特罗姆个人学术研究经历出发,追溯多中心思想形成的全过程,最后就“多中心”理论的重要意义与发展方向做了展望。     

公地悲剧、交易费用与雾霾治理——环境技术服务有效供给的制度思考

雾霾是大气这种公共池塘资源被过度消耗从而表现出来的显著负外部效应.公共池塘资源由于产权界定的非可分性导致了治理上的囚徒困境.高昂的交易费用决定了彻底的私有化或者完全的中央集权不利于解决雾霾治理的囚徒困境.基于政府主导的环境技术服务协同创新、基于环境规制的强制性和基于社区居民参与的公众性能够有效减少环境技术服务合约实施的执行和监督成本.     

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通过对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理论发展的梳理,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需求,界定了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法律框架下,尊重文化传统,遵循海洋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通过行政管理、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和方式,最终实现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协同保护的过程。系统回顾了70年来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实践历程,对照新时代海洋渔业资源治理的新内涵、新特征,指出差距：治理主体上,社会参与制度不完善,多元协同治理理念流于形式;治理手段上,片面强调行政手段,经济激励手段远远不足;治理结构上,传统模式下管理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机制上,“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不能满足海洋渔业资源永续发展要求;治理功能上,“发展优先”根深蒂固,对海洋渔业资源服务功能多样性的保护不足。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治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贡献及启示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以表彰他们在经济治理方面作出的贡献。奥斯特罗姆为公共资源管理和集体合作指出了一条可行路径;威廉姆森为企业的存在和企业边界的确定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易于操作的研究方法。两人的研究提高了人们对非市场制度的理解,为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经济治理提供了合适的解决方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他们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启示:政策制定要兼顾各方利益,因地制宜;要培育社会资本,强化民间组织的作用;要为市场配置资源创造良好的条件;要认清企业边界的决定条件,合理调控企业规模。     

虚拟社区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以躲猫猫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分析为例

作为一种基于网络发展起来的新型组织形态,虚拟社区日益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在最近的躲猫猫事件中,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成立和运作,意味着虚拟社区作为治理主体之一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介入.文章通过对此事件的分析,初步探讨虚拟社区在现代社会公共治理中产生的作用及其需要注意的问题,并认为虚拟社区在网络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塑造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文明测度、治理绩效与公共经济的共享特征——兼论西方量化史学的逻辑缺陷

随着量化经济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对过于倚重GDP估计的批评也日渐增多,于是对历史上的经济变迁事实进行新的测度尝试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在这些尝试的努力中,对测度对象的界定不清与测度目的的设定不准给随后的比较研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影响了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重新认识了人类文明的内涵,主张从公共经济活动绩效的角度来测度与比较东西方文明的治理效果。特别是,本文不同意在文明比较中以资源消耗与战争能力作为量化指标,也不同意仅仅用城市人口来测度社会组织能力。相反,本文认为,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社会发展,如果比较的目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就应该以空间规模、利益共享、文化多样性与治理持续时间等公共产品相关变量为核心来测度治理的绩效。     

公众参与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与实际运用——来自“厦门PX事件”的启示

＂厦门PX事件＂已经成为当今政府执政方式改革的样版,促使政府开始关注如何处理不断成长的市民社会与公共治理的关系,如何将民意纳入到公共决策中。市民社会的兴起引起了公众不断成长的参与意识。政府需要积极回应公众的诉求,及时化解政策危机,以追求公共治理的新局面。公共治理很大程度需要将民意通过公共参与的方式引入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中。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与治理研究——基于我国新冠疫情网络舆情发展的启示

新冠疫情作为典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我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相关网络舆情呈现出全民参与、集中关注、持续时长、容错率低、社会行为带动力强等特点。我们根据重大标志性事件和网民心理状态变化两个核心因素,将新冠疫情的网络舆情发展划分为质疑、担忧、应激和特定事件反映四个阶段,并将政府在各阶段舆情应对中暴露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最后基于对此次新冠疫情网络舆情的上述分析,从一般意义上总结概括了其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与治理的六点启示。     

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

善治是中国政府的执政要务,政治信任反映着公民对政府治理的认可和支持。文章利用2008年中国公民意识调查及政府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治理绩效的主观和客观维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在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纯公共产品领域治理绩效的回顾性和前瞻性积极评价都正相关于政治信任;纯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观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和民生福利。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有重要影响,在高人均福利支出、低基尼系数和低失业率的县级单位,政治信任更高,而人均GDP反而微弱地负作用于政治信任。因此,尽管经济增长仍然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但民生福利和纯公共产品正赶上并超越经济增长,成为公民提供政治信任的新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