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分析

利用C-D生产函数和回归分析技术得出中国旅游产业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利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1996—2001年及2001—2006年两段时间区间内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增长;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     

中西部省份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中西部地区科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用于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就科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西部19个省市的科技和教育支出都对国民产出有微弱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都不是很显著。相对于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检验的显著水平相对更高。同时,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都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有正向影响,但教育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幅度都高于科技支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     

中国区域要素替代弹性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基于异质劳动视角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文章采用1996-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区域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从劳动异质性视角拓展要素替代弹性分析;并首次联合运用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过程分析来揭示要素替代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三大区域各自的要素替代弹性变化显著不同,但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效应却彼此具有一致性.其中,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明显地存在着0.805的增长门槛,只有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过了门槛值,与区域增长具有尚不显著的正相关性而支持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三大区域的资本-技能互补性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都不明显;劳动-技能替代弹性则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增长效应,显示出各区域存在着人力资本红利.值得注意的是,与均衡增长路径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不同,在考虑劳动异质性和技术非效率的前提下,中国地区增长更支持"劳动-技能替代弹性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文章为甄别新常态下的区域增长潜力转变、剖析要素匹配合理性及产业结构调整可行性奠定基础.     

杭州都市圈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基于C-D生产函数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基于C-D生产函数,对杭州都市圈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发现杭州都市圈的总产出Y与资本投入K和劳动投入L同向变动,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为0.77%、0.47%。尽管各年份的产出资本弹性和产出劳动弹性相同,但是产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说明技术进步对经济所起的作用在逐年提高。最后证明了杭州都市圈的经济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三者是存在协整关系的,这三者在长期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关系。     

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稳定状态的分析

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工具。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验证索洛模型稳定状态的存在。技术参数、储蓄率、资本的产出弹性增加，都可以提高稳态的人均资本量。技术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人们普遍认识，储蓄率短期内较为稳定，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变动对人均资本量、单位劳动的产出和消费的影响较大。所以，应当关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提高资本的产出弹性的途径主要是发展教育，促进技术进步；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要素投入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生产要素结构变动的角度,分析了1985年与2004年中国各省(市、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然后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两个时期要素产出弹性的差异。结果显示:随着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深入,土地与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比例呈下降趋势,而资本的投入比例日益上升。就产出弹性而言,2004年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最大,劳动次之,土地的产出弹性最小。但与1985年相比,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变化趋势不同,其中资本与土地的产出弹性呈现幅度不等的下降,而劳动的产出弹性则是上升的。研究同时表明中国农业产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近期内增加农业的资本投入对农业的增长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省际政治协同的测度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对我国省际政治协同度进行测度评价和时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加入公共资本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区域异质性视角下政治协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1我国政治协同度呈现出了显著的区域特征且不平衡性较强,政治理念定位和地理临近性是其重要影响因素。2在政治资源配置视角下,区域政治协同可以通过政治趋同效应和政治良性互动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3整体而言,政治协同度对后发省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其对先发省域的作用更强;当两个省域属于地理邻近区域时,政治协同度对先发省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当两个省域具备共同经济区位比较优势时,政治协同度对后发省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劳动力就业、固定资产投入与中国工业增长——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判断

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判断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前提。利用2009年中国分省区工业经济增长的数据,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工业增长的动力源进行判断,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度为98%,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是外延式增长;同时,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弹性之和为1·2,说明中国工业增长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通过规模扩大促进经济增长仍应为当前经济增长方式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中要重视劳动的产出弹性增加,即人力资本是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未来持续动力源。     

基于时变参数的我国生产函数研究

论述了将面板数据应用于状态空间模型并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的方法。应用该方法,对含有时变参数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状态空间模型,选取省际面板数据估算了1986-2011年东、中、西部的产出弹性及技术进步效率,确定了不同区域要素弹性及技术水平的时期变化趋势,并对其变化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资本产出弹性逐步下降,劳动产出弹性稳步上升;中部地区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均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资本产出弹性逐步上升,劳动产出弹性不断下降。     

中国工业行业技术研发投入产出弹性估计

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构建了一个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技术生产函数,利用我国2001-2010年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了各种研发投入的技术产出弹性。结果显示,本行业技术存量的技术产出弹性最高,研发人员的技术产出弹性高于研发资本的弹性,国外技术引进和商品进口,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和国有产权比重对国内研发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企业规模对技术产出没有显著影响。     

经济转型、民间投资成长与政府投资转向——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来自于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推进和投资发展的推动。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是暂时的,民间投资才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在建立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5年间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民间资本,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负,而民间资本则有着相当高的正的产出弹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是启动需求、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民间投资持续适度的增长才是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分析——基于28个省市1990-2007年的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具体考察了1990-2007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主要依赖于投资的拉动和工业化的带动,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不明显;技术对经济增长虽具有正向作用,但科技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相对物质资本和劳动还很小。外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受出口拉动的特征最为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资企业出口的削弱。过大的政府规模不利于经济增长,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双循环视角下要素市场化配置、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率提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政策着力点。本文提出，准确把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影响，不仅应当重视不同要素的错配程度及其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应重点突出、统筹推进，而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国内国际双循环视角充分评估改革通过改进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增强产业比较优势的经济机制。本文建立了一个内生国际贸易结构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纳入了要素市场存在摩擦和结构差异、内外需的产业构成存在差别并且内生演化等中国经济特征。研究发现，降低高技能劳动、低技能劳动和资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成本可以有效提升制造业比重、增强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和低技能劳动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高技能劳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应为降低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流动成本，促进更高比例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从服务业流向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应为降低农业和非农业间的流动成本，促进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从农业流向非农业。     

金融发展体系、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及转化——来自省域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升及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过程都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检验金融发展体系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及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及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途径进行了探析。结果显示:我国省域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均为影响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金融发展体系的影响,引入金融发展变量与创新产出的交互项后,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体系效率在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提升中的贡献,对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有效转化非常重要。     

中国要素产出弹性估计

要素产出弹性是分析经济增长的绩效、特征与可持续性等问题的重要参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结果是:1978-2004年,资本的产出弹性平均为0.56,劳动的产出弹性平均为0.44,并且资本的产出弹性呈不断下降趋势,而劳动产出弹性呈不断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资本产出弹性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3.7%~3.9%之间。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理论基础,从省域层面构建了旅游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资本和劳动力对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劳动力,表明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依然依靠投资驱动;邻近省份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但不显著,省域间旅游投资亟需避免同质化竞争;邻近省份旅游劳动力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为负,虽然不显著,但需谨防旅游劳动力区域间流动速度过快.促进旅游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须从加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积极扩大旅游投资、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三方面着力.     

中国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与最优规模——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研究

本文基于总量生产函数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和最优规模问题。基于本文研究,中国基础设施资本产出弹性虽然低于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但其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基础设施资本每增加1%,可以使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0.297%。根据基础设施达到最优规模应该满足的条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在2000年时尚未达到最优规模,基础设施服务供给总体依然不足。     

资本替代劳动与产业特征的关联机理及测度分析

由于生产技术及产业间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不同产业存在不同的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程度,这种程度可以用替代弹性衡量,各产业替代弹性的大小分布即为资本替代劳动的产业特征。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人均资本增加,替代弹性大于1时,将导致劳动的总收入减少,进而就业减少,替代弹性小于1时,则就业增加。利用CES生产函数对我国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初步测算表明,我国整体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程度处于中性,但第二产业则存在严重程度的资本替代劳动趋势。     

考虑人力资本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

本文运用考虑人力资本的随机前沿分析法,利用中国29省市1993—2004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在1994—2004年间年均增长4.92%,其中技术进步率为3.21%,技术效率改善1.71%。技术进步对TFP增长起主要作用,技术效率变化对TFP增长起着补充作用。考虑人力资本后TFP增长和技术进步率下降,但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变化及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均有所提高。区域TFP增长不均衡,但技术效率存在收敛性。     

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过近十年的改革,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显著提高。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效应?是否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借鉴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资本配置的效率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