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土地增值机理与收益测算研究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土地增量储备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机理与土地增值收益测算,以便于确定增值收益分配.依据土地增值原理,可以将土地增值分为"相对增值"和公共增值两部分,并建立"相对增值"和公共增值的计算模型.利用重庆市近年的土地储备交易数据和相关资料,测算出近年来农民集体在土地征收环节的相对增值约占到总增值量的23%,而公共增值约占77%.研究结果显示,现行土地征地补偿制度对农民利益损害严重,应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增量储备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     

中国共产党承诺让农民得到更多土地增值收益

中国共产党8日承诺让农民得到更多土地增值收益。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中国将扭转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的现状。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作报告时说：“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基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

基于土地发展权概念建立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理论模型,并以广州市为例进行了模拟研究。研究认为,农民应获得土地增值中的农地发展权收益,政府应获得市地发展权收益,开发商应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下的土地开发资本投入收益。农民、开发商和政府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理想比例是农民约占25%—30%,开发商约占15%—20%,政府约占50%—55%。以农地发展权的平均价值作为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的依据不仅体现了补偿公平原则,也符合通过市场机制对被征农地进行补偿的制度改革方向。     

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征地补偿机制浅探

征地补偿问题实际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它关系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由于传统土地权利体系中土地发展权概念的缺失,相关土地收益增量被政府或者强势利益群体占有,造成对农民不合理补偿.因此,在界定土地发展权归属的基础上,探讨新型征地补偿机制,合理分配增量收益,将利于从根本上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对策建议

农地征收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地加速向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转移,围绕农地征收产生的巨额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成为焦点。目前,我国现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补偿制度设计尚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是导致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偏低的主要原因。为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应完善土地征收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建立健全政府行为监督约束机制。     

我国城市土地收储增值收益的分配量化研究

在当前土地紧缺和城市更新背景下,各地政府急于对效率低下的土地进行收储盘活,而其核心是如何进行土地收储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本文运用相关理论和数理模型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并提出基于土地收储净收益阶梯分级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在第一梯级原产权人分享比例为56.5％,在第二梯级其分享比例为45.6％,符合梯级分配比例设计中政府高梯级价段分享更高比例分配的基本原则,本文提出的阶梯分级方法能够减小增值收益的分配差异,保证了公平性,有助于深化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理理论,并为政府创新土地收储收益分配方式提供依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模式研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模式对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式的构建和比较是建立良好的收益分配模式的必要环节。在既有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式下,确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税收性质,区分土地流转次数来进行收益分配,加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的管理监督有利于解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的问题,推动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式,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推进我国乡村振兴。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体法的缺陷分析与完善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体法存在着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征地范围过于广泛、补偿制度设计不科学等缺陷。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这使得农民无法享受土地增值收益,造成实际分配不公和土地开发时机被延缓。这需要通过明晰土地产权、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地范围、确定土地征收合理性补偿标准以及改进土地安置补偿模式来逐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体法。     

新增国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探析

本文通过对土地增值收益内涵及其分配的探讨,重点分析了当前中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规范政府行为、改进土地开发参与者获得的收益、探索促进农民分享长期稳定收益的分配方式等对策建议.     

农用地定级估价成果在征地价格确定中的应用研究——以内蒙古固阳县为例

当前,内蒙古的征地补偿制度在实施中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在固阳县农用地定级估价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征地补偿价格的研究,探究一种新的测算征地价格的方法,为内蒙古社会主义新农村征地补偿制度提供指导.测算征地价格以收益还原法为主,将测算农用地基准地价的总收入作为土地年收益,以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土地还原利率,测算出农用地的征地价格,对提出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具有指导意义.     

循环经济产业链形成的价值规律和政府角色

首先给出了经济系统物质流动的价值增值定律,物流方向选择的价值梯度公理和确定物流最佳数量的价值最大化定理,以此作为循环经济系统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规划的理论依据。然后分析了循环经济系统物质流动价值增值过程,定义了循环物流价值增值倍数,发现循环经济系统的物流价值增值倍数是循环经济的核心所在。接着在生产者责任延伸的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循环经济系统的物质循环分配的利润最大化原理和社会循环经济系统物质等价交换原理。最后讨论了政府的行政、政策等职能对循环经济系统的逆向物流市场形成和有效运行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推进循环经济物流系统和循环经济产业价值链的建设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望谟县乐旺镇推动土地流转发展甘蔗生产的做法与启迪

贵州望谟县乐旺镇是国家级贫困县镇,地处乐旺河和乐宽河两岸河谷地带,降水季节常发生土地被洪水短期淹没2～3d,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了破解被淹土地提高经营效益问题,镇政府抓住灾后重建机遇,通过土地集中整治解决条块分割障碍,规范土地用途,并对原农民承包地进行补偿和保障蔬菜地。以种草养殖黑山羊和选择耐短期淹没作物甘蔗种植,将土地流转发包给种植大户进行经营。在2011—2013年三年中养羊和甘蔗种植新增总产值1 091万元,利润406.2万元,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利205万元,使种养承包人和农民都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利益,实现了双方在土地流转增值中的双赢。     

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思考

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初期,为了满足农民的温饱诉求,党和政府逐渐认同了农民推出的“大包干”做法;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为了满足农民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诉求,党和政府赋予农民自主流转其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权利;现在,为了满足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益的诉求,党和政府应赋予农民土地股份的权利,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按份共有的改革目标落到实处。股权是集体经济的基础。改革初期以含义模糊的承包权替代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是为了达成改革共识;现在以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替代含义模糊的土地承包权,是改革深化和认识与时俱进的结果。     

保障我国农民土地收益的制度分析

近年来，由于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农地大量转非，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导致大量失地农民出现，危及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当前，尽管中央对土地进行了严格管理，但是只是临时政策性的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制度创新上寻求可行的途径。为此，本文通过对农民土地利益损失的制度原因分析，并对农地制度固化和创新的风险以及几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创新方案比较后，认为渐进式的制度改革是符合我国的现实选择。     

浅析中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

根据中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特点,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征收解决机制,已经成为中国制度建设的重点。相关的制度建设应该包括：建立与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平等协商的机制,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政府只能在“公共利益”需要情况下征收土地;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推行补偿标准听证;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采取多项措施解决农民生活和生存问题;建立公平、公正、可行的征地纠纷裁决制度;完善诉讼等救济途径等。     

土地供给市场化后的出让总收入及预测模型设计

国有土地出让招拍挂制度的实施开启了我国土地供给的市场化,更公平、透明地揭示了土地的市场价值,同时为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城市发展建设资金。然而,现行财税制度却加剧了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由此滋生的种种问题导致土地出让收入成为舆论焦点。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检验、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等方法,通过实证研究寻找宏观经济变量与土地出让总收入的相互影响及数量关系,并据此推导建立土地出让收入模型,预测土地出让收入的数量及变化趋势,为各界真正了解土地财政以及政府把握土地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理论途径。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与征地制度的重大缺陷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在"三农"制度变迁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转型时期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征地制度已经成为农民资产流失的最大渠道,它对农民的掠夺已经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剪刀差".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造成征地制度的生态环境恶化.解决"三农"难题必须防范和减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要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全国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激励相容.现实的对策是采取有力措施,壮大农民工的力量,扩大农民的消费者主权.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路径模型——一个动态博弈的视角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政府土地政策制定与农民土地流转决策的两期动态博弈模型,先后探讨了在平均分配土地的配给规则以及最大化农业劳动人口的土地配给规则下的土地流转路径,并比较了两种配给规则下土地流转速率的大小,得出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劳动能力不同以及政府行为前后不一致,从而揭示了影响土地流转速率的内在机制:农民的劳动能力存在差异,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可能,政府因此可以制定使农民激励相容的土地政策,推动土地整合集中到劳动能力高的农民手中;非农工资水平、农业补贴等外部因素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收敛速率上,并不改变土地流转的方向和最终均衡结果。在此引入劳动力市场冲击之后,本文提出了以产量甄别农民劳动能力的方法,改进政府进行农业定向采购的方式。     

设施农业土地增值评价——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设施农业,通过各类保护设施和高新技术的应用,扩展了资源利用空间,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了土地的增值。文章在设施农业土地增值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以河北省曲周县塑料大棚设施农业为例,对其进行增值评价。     

我国“宅基地换房”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以"宅基地换房"模式中相关利益主体为着眼点,如果运用案例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对"宅基地换房"过程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发企业、村集体、农民个人"权利与利益"的博弈策略和过程、博弈的不对等利益分配结果展开研究即会发现,公平、规范的博弈平台的缺失导致相对弱势的农民群体在博弈中损失部分利益。应该重视农民享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分配的权利,构建一整套公平、透明的博弈规则,更多地考虑农民个人利益,实现各方利益均衡,以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