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进展

集体利益的公共产品特性导致成员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形成"集体行动的困境".如何克服搭便车、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就成为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西方对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不同学者之间观点针锋相对、分歧很大.本文把各种观点主要归类为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三种理论流派.各种理论流派各有所长,但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一个文献述评

现有研究表明,集团利益的公共性会导致集团成员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形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认为小集团、有选择性的激励、提供非集体收益、强制、组建有正规组织的社团、意识形态、利他主义和社会资本等能克服搭便车行为,促进合作,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搭便车”行为探究——基于集体行动逻辑视角

从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角度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搭便车"行为实际体现的是社员与合作社的矛盾、"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为了对社员"搭便车"行为进行更一般的解释,引入了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博弈模型,最后基于集体行动逻辑视角提出"搭便车"行为的解决途径来更好地实现集体行动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中小企业集群信用危机的根源分析及对策

1、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     

传统与超越:苏南乡村治理变迁中的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资本是村民通过关系网络展示集体行动能力的表征,它是乡村治理的村庄基础。从历史脉络来看,传统苏南乡村水平网络中的关联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是较弱的,这使得村庄自治所需的社会资本先天不足。集体企业改制前,苏南乡村治理主要通过垂直网络中庇护或强制性的权威推动水平网络中关联甚弱的村民,以实现村庄的秩序。随着快速城市化和国家力量的退出,苏南乡村的网络结构和力量发生改变,虽然缺乏传统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存量,但也为建立现代新型社会资本留下了空间和契机。为实现社会资本的更新与增值,苏南乡村应改变由垂直网络中的力量强行干涉农村自运作体系的治理模式,引导和培育水平网络中的力量,以形成村庄治理的合力。     

村庄的生活

实行村民自治以村庄共同体为社会基础,建构村庄共同体以村民自治为制度基础。在当前村民自治的制度运作中,如何减少诸如沉重农民负担造成的村庄社会边界模糊,及由此引起的村庄共同体解体的问题,的确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安徽省102个村庄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为例

本文基于集体行动理论框架,利用安徽省稻谷主产区村级调查数据分析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户均耕地规模以及外出打工户数比例等因素对村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之集体行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方向都是先正后负,呈"倒U型"特征,即只有在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处于中等水平时,村庄集体行动才容易形成;户均耕地规模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外出打工户比例对村庄集体行动存在抑制效应。本文分析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含义:一是应合理设置村庄规模,不宜过小或过大;二是应认同适度的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均等化和两极分化;三是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户均耕地规模扩张创造有利条件。     

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行业协会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

集体行动是集体性物品生产或共享资源自发治理所引发的群体性合作问题,然而治理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和行为的存在,导致集体行动实现的困难。本文通过引入异质性个体及其在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策略互动来分析可能的动态博弈均衡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个体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者搭便车者的不同角色。本文利用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事件。     

村民自治嵌入下农村公共水资源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演进

依托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设计公共水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逻辑分析框架,以山东省邹县小规模流域为对象,对村民自治嵌入下的农村公共水资源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演进展开分析。研究表明:公共资源的产权属性、村民自治偏好以及共同体规则的形成存在着规律性的逻辑关联。在农村公共水资源诸要素呈现新样态的今天,应快速建立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最优共同体治理规则,有效回应村民治理需求,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对策包括:唤醒村民的公共意识;树立公私有序的价值理念和内在推力,实现村民自治与正式制度间的良性勾连;统筹规划三次产业、城乡、村域的公共水资源配置;根据村庄差异提供个性化公共服务,建立有效补偿机制。     

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行业协会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

集体行动是集体性物品生产或共享资源自发治理所引发的群体性合作问题，然而治理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和行为的存在，导致集体行动实现的困难。本文通过引入异质性个体及其在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策略互动来分析可能的动态博弈均衡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个体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者搭便车者的不同角色。本文利用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事件。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增加创业机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促进区域人才流动赋能农户共同富裕。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财产性收入与社会关系的农户来说,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这体现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包容性。据此,提出夯实数字乡村建设根基、发挥包容性创业“推进器”作用、借力信息化平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的对策建议,以期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在推动农户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农村利益群体的演变及行为方式

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制度安排中，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宗族、地缘和业缘派系正在向具有利益性质的现代传统派系转变。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从传统派系中演化而来的新型利益派系正在与现代传统派系进行利益博弈，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本文主要对村庄派系的演化机制、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法以及当前派系演化中农村社会结构要素进行分析，并时利益派系与民主村级治理、边缘化与农村社会分层、人际关系理性化与道德重构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村落遗产地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研究——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村落遗产地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旅游开发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他们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其中任何一方行为的改变,将会对其它主体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村落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和谐进程.本文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村落遗产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村落遗产地不同类型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都有特定的利益诉求,并且与各种利益诉求的重视程度之间存在差异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村域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基于对河南省某县47个村域的调查,实证检验了村域社会资本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因子分析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分为村域信任、村域互惠、村域规范和村域互动四个因子。回归分析发现,村域信任和村域互动对参保率具有正效应,村域互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村域规范对参保率的正效应缺乏稳定性。对解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城乡结合部农民工的社会管理探析——以重庆市白市驿镇海龙村为例

以海龙村为背景,海龙村作为重庆市城乡统筹的示范村,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社会管理上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通过分析海龙村农民工在社会管理上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并且提出现实的政策建议,为相关部门解决好城乡结合部农民工社会管理问题提供帮助。     

选举提名方式与土地管理体制:村民对村领导行为及其绩效的评价

提名方式是选举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民主选举的不同提名方式对村领导的行为及其绩效有不同的影响。对土地的投入是农村普遍的经济活动 ,与土地相关的活动对村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村民对村领导决定的土地分配有着强烈的反响。从农村民主选举与土地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研究选举提名方式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山西省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研究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保障.山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制度组成.对2005年山西省农村养老保险水平、新型合作医疗水平和最低保障水平进行定量分析,揭示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的现实,为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依据.     

Development Policy Lending, Conditionality, and Ownership: A Dynamic Agency Model Perspective

Is the World Bank's Development Policy Lending likely to enhance ownership and have greater effectiveness than structural adjustment? We specify a dynamic common agency model in which a government considering economic reform faces domestic opposition from interest groups. The dynamic specification, which is original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reforms sup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FIs), is essential to allow the strength of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to arise endogenously during the reform process. We show that conditionality may alter the country's political equilibrium and lead to higher social welfare. However,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which depend on country‐specific circumstances, conditional assistance could lead to lower social welfare. Thus, for conditionality not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ownership, its design must be appropriate to the country circumstances and directly affect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nstraint.     

Power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outcomes: A case of pastureland development in Semi-arid Rajasthan

The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institutional outcomes in conservation of village comm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ral power relations in two villages of Rajasthan (India). While one of the villages could achieve highest institutional outcome in terms of equity, the other one failed to do so. It failed because renovated institution reproduced same relations of unequal power and authority as a pervasive feature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locally renovated institution in the other village sustains while managing its village common pastureland, despite perpetrat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subordinates. It, however, does not suggest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that might collapse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power equations in rural areas. The paper argues that primary condition for equitable entitlement to the improved resource base to emerge, as an institutional outcome is the removal of dependency syndrome of the subordinates on the powerful. It capacitates them to make claims.     

我国“宅基地换房”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以"宅基地换房"模式中相关利益主体为着眼点,如果运用案例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对"宅基地换房"过程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发企业、村集体、农民个人"权利与利益"的博弈策略和过程、博弈的不对等利益分配结果展开研究即会发现,公平、规范的博弈平台的缺失导致相对弱势的农民群体在博弈中损失部分利益。应该重视农民享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分配的权利,构建一整套公平、透明的博弈规则,更多地考虑农民个人利益,实现各方利益均衡,以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