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财政平衡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近年来我国在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在事权、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还存在政策不协调等问题。本文根据党的十七大“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的精神，借鉴德国的经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将事权法定作为我国公共财政和财政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明确中央委托事权和中央地方共同事权的财政保障责任；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横向财政平衡制度。     

“以钱养事”转移支付制度的问题及对策——以湖北省为例

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后地方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也是“以钱养事”这一新机制重要的资金来源。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已远远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的需要。本文从完善我国现行转移支付体制对“以钱养事”这一新机制的重要意义出发．分析了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问题．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

贫富差距过大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作为公共政策的财税政策能发挥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目前我国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和调整税收政策与制度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事权划分，实现基层政府财政的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完善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力度；以公平为导向优化调整税制结构；完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体系；推进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等。     

中国分税制改革20周年：回顾与展望

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石的决定性改革。本文在回顾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历程的基础上,对现行分税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分税制改革后所出现的“土地财政”现象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做出澄清,并指出我国分税制改革需着重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分税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改革与主体功能区建设、财政体制改革与城镇化建设、“营改增”与财政体制改革等关系。最后提出了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界定两者边界;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和事责;调整政府间收入划分,构建地方税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硬化预算约束,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措施建议,以完善和深化分税制改革。     

涉农收费“八不准”

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确保农村税费改革扩大试点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严格执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对农民收费要做到“八不准”。这“八不准”是：核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要征求农民意见，得到农民认可，不准随意虚增和压低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农业特产税应努力做到据实征收，不准层层压任务、搞摊派；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范围进行，不准超范围、超限额，强行向农民筹资筹劳，更不得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变成固定的收费项目；实行…     

稳增长微刺激“组合拳”正发力调结构惠民生“硬骨头”要硬啃

最近一段时间,“落实”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词——着眼于打通“最后一公里”、力破“中梗阻”,改革的政策举措越来越细微、具体、深入. 上篇 中央深改小组第三次会议:抓落实,提高改革针对性实效性 系统性重构财税体制.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 户籍制度改革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预期和选择.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增收问题的探讨

“十五”以来，我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惠农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减免农村税费。2005年全国免征农业税的省份达28个，未在免征之列的河北、山东、云南3省也有210个县（市）免征了农业税。这一政策较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我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农村税费改革对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一定作用，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2366元增加到2005年的3255元，年均增长5．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从2001年的4．2％上升到2005年的6．2％。     

农民增收十途径

中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关键在措施得力。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帮助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一、减轻农民负担。首先,精简乡镇机构,改变“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局面。其次,改革农村财政体制,力行“税费合一”,措施是多轮驱动。农民负担的减轻及农村税费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税收制度、财政制度、行政制度必须配套改革,特别是县乡政府财政与事权的相匹配问题,政府行为的规范问题。农村税费改革不能仅停留在税费和税率以及纳税方式上,必须结合农村税费改革,重新明确县乡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本着公…     

谈政府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职责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政府行为应特别着眼于改革宏观管理体制；对农业进行宏观指导和统一规划；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培育财政投资引导机制，制定金融机构投资倾斜政策；加强涉农法制建设；完善科技、经济服务功能；做好农业保险工作。     

“九五”期间财税改革任务

“九五”期间财税改革任务据财政部有关人士说，“九五”期间．中匡的财政改革有４项主要任务。１．完善和规范分税制，明晰、规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和财政。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要逐步做到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建立既就实现中央和地方财力的纵向平衡，又能实现名也区...     

减轻、规范、稳定、深化: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析评

“减轻、规范、稳定”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成效的最高尺度。从“减轻”看,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从“规范”看,农村税费改革有“破”有“立”,但“破”的成份多,“立”的成份少,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公共支出责任的重构、公共收入权限的重构、公共预算平衡的重构和实施机制的重构等四个方面;从“稳定”看,由于没有形成基于法制基础的“规范”,农民负担减轻缺乏稳定的长效机制,存在反弹的压力。从财政的角度看,“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是建设公共财政、分级财政、民主财政、法制财政。     

“多予少取”看税改 “三补一减”促增收——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年多来成效显著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今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在粮食主产区每年降低农业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费的政策，并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的试点：同时还出台了对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一系列支农政策。使这次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进展顺利。按照中央的部署，农村税费改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主要是正税清费，治理“三乱”、取消“三提五统”，把过重的农民负担减下来。下一步农村税费改革的任务是，在规范农村税费制度的基础上，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项税费，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一定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切实把这件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办好。     

县乡财政运行的体制环境与进一步改革的思考

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下的税收集中使县乡财政得到了较少的份额，欠发达地区较为依赖的农业相关税种的取消使县乡地方税体系进一步缺失．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较大程度地萎缩。另一方面，基层财政支出的自主性很大程度受制于中央和省级政府及其各部门的政策控制、资金供给等。县乡财政运行的体制环境呈现出较为集权的特征。目前县级财政收支矛盾较为尖锐。改革财政管理层级、规范县乡财政运行机制远不能使县域财力困难问题彻底解决。必须从完善分级分税财政体制的角度，创新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思考解决县域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问题．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平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解决我国新阶段“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

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建立统一的城乡税制；继续加大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力度，切实改进对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改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在坚持农村家庭承包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财政体制的演化博弈分析与县乡财政困境

财政体制的演化博弈分析表明，基层政府相对上级政府更具有经济上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因此体制的构建应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我国政府间的特殊关系，使县乡政府在纵向委托代理链条中居于不利位置，财权上收、事权下划且难以得到足够的转移支付，这是县乡财政陷入困境的外部原因；而横向委托代理链条的“虚化”及纵向委托代理链条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又为基层政府决策者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这是县乡财政陷入困境的内部原因。解决县乡财政困境需要根据成因采取相应对策。     

“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再创新

创新“省管县”财政体制应完成三大任务：政府资源统一配置,重新配置省与市、县（市）之间的共有事权;财力与事权互相匹配,非税收入由体制外分成转为体制内分成;转移支付合理透明,整合省对市、县（市）的转移支付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问题

2004年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我市全部取消了向农民收取的农林特产税、农业税及其附加，对农民种粮、购买良种、购置农机给予政策补贴。这些惠农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和减负工作的开展。为切实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避免挤占、挪用各种政策补贴等加重农民负担行为的出现，“减负”工作中应注意把握以下四点：     

“营改增”区域政策实施的共性与特性分析

“营改增”试点区域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等8个省市。本文以“营改增”的迫切性为基础．从试点区域政策实施的共性与特性着手，总结上海地区税制改革的模式、过渡期的财政扶持政策及各区域的税制改革步骤．为我国“营改增”试点的进一步深化提供科学参考。     

对青海省农村牧区综合改革的思考

农村牧区综合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继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一次涉及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也是关系到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进程的重大举措。青海省农村牧区综合改革围绕“推行三项改革、健全两项制度、建立一个机制”为重点。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乡镇管理机制为核心，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以落实经费保障制度，创新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为主体，推进农村牧区教育体制改革；以加强基层保障能力，创新县乡财政管理方式为重点，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实、化解乡村债务，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一事一议”对农牧民减负工作监管制度，创新和建立农牧区工作新机制。     

“乡财县管”力破农村税费改革难题

当各方专家再次将目光集中于“三农”问题上时，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省——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在中央政府层层集中资金的同时，基本事权却在层层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当前突出的矛盾。“乡财县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采取的针对多镇，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该项改革首先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份安徽试行，农业税取消后开始在全国许多省份陆续推开。[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