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及后果——对浙江省先锋村村治过程的初步分析

村治是各权力主体在村庄内部交互作用的过程。自198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分化，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并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成为村治中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对村治的参与，一方面提升着村庄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村级组袅权威的衰落，给乡村社会带来不稳定。因此，重建村级组织权威，实现民间组织的制度化参与，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组织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

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组织分化现象日益明显,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必须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鼓励、规范和引导农村组织充分合理分化,打击各种非法组织等对策,发挥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的积极影响,抑制其消极影响。     

论包容性村庄规划理念：融合管控与自治的治理

研究目的：通过对中国乡村空间治理和村庄规划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的梳理总结,提出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包容性村庄规划综合框架,讨论如何融合顶层设计的管控和自主治理的自治以增强治理的包容性。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乡村空间治理被赋予的多政策目标致使村庄规划缺乏包容性,出现规划失效。融合管控与自治,采取互动、沟通、平等、互嵌的民主决策过程形成共同意识和统一行动,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包容性村庄规划具有多中心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能形成共同意识和共同行动,在竞争与合作的价值融合过程中实现资源整合和重组,实现有效规划。研究结论：通过关注边缘群体,包容性反映了政府治理和决策的开放程度。政策管控将通过制度创新、培养能力、促进信任、划定边界等措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信任、平等地位和合法性共同构成了村庄自治的基础,并通过一系列有效且具备成本效益的行动提升包容性。关于管控和自治孰优孰劣的辨析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     

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视阈下村庄治理的自在逻辑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由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村庄内部形成了多重性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历经了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乡政村治阶段,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村庄自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了顺应不同时期村庄自身的情境变化,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与形式也因此发生着改变。村庄由原本的高度集权化、行政化的传统集体化时代,逐步转向于顺应市场经济要求,更为多元管理主体、多重管理手段、产权更为明晰的新集体化时代。新集体化时期强调村级集体经济对于村庄的多重构建,这与传统集体化时期的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特别体现在村庄治理场域空间内。由此形成了新的村庄治理模式,即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模式。模式借鉴了以往企业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将其嫁接于村庄治理之中,将企业经营的理念与方式运用于经营村庄,使得村庄的治理变得更为高效而有序。     

农民合作组织视角下的村庄治理

农民合作组织在村庄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其作为村庄社会的内源性主体而分析,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对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基础和方式以及治理绩效等几个方面。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村庄治理仍面临着主体能力不足、多方不信任等一些约束条件,为此,作者提出应明确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与定位、增强其主体能力以及构建合作组织和农民之间的信任机制等建议。     

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势

本文从经济与政治关联的特定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向。指出中国农村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特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随着农村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迅速变迁,村民自治模式将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并有可能最终突破村民自治框架,实现村庄治理方式的转换。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思路。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权责碎片化整理研究

权责碎片化问题的产生,既与传统官僚制下的纵向等级与横向分工因素有关,亦与新公共管理下的分权、竞争等因素有关。当前村庄治理中的权责碎片化主要表现在村两委、村自组织和村民之间。运用整体性治理工具整理村庄治理中多元主体的权责碎片化问题,优化权责关系是一条有效路径,即通过加快整体性治理理念的传播与内化、创新以协调、整合、信任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体性治理机制、加强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监督与控制,以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提高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     

民主与效率:冲突抑或协调——基于湘西乾村村庄治理实践的实证分析

有关治理中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二元悖反关系、目的—工具关系与伙伴关系三派观点,彼此争论的核心在于二者到底是冲突还是协调。为了探讨村庄治理实践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真正的关系及二者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湘西乾村作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村庄治理中,处于被动参与和低效治理中的乾村,民主与效率整体上是相互协调的伙伴关系,实质性参与对效率有促进作用,而非实质性、象征性参与对效率的作用不显著,效率对民主的促进作用大于制约作用,村庄治理系统的成长可以提高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程度。民主与效率伙伴关系的强化,需要加大村庄治理实践实质性参与力度,提高公益性村庄治理实践活动的效率,并减缓公共项目成本和治理时效对民主的抑制作用。     

江西省林业产业结构分析与比较

与周边主要省份林业产业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江西林业总产值偏低,2002年江西省林业产业结构仍处于产业初级阶段,特别是高附加值林业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提出了江西省加快林业产业发展步伐的建议:⑴进一步加快林业产业发展,提高林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⑵重视林产品的开发利用,加快花卉产业发展;⑶加快人造板、制浆造纸业等林产工业的发展;⑷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和旅游商品。     

关于青海省矿产资源有关战略问题的探讨

青海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的资源型矿业省份,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何进一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的战略研究对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及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就青海省能源资源、重要金属矿产资源、盐湖资源、地下水资源等方面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探讨.     

江西森林旅游开发的RMP分析

采用RMP分析方法,对江西森林旅游资源、客源市场、产品创新开发3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提出了江西省森林旅游产品开发的理念、格局和旅游线路。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乡村治理制度的伦理思考——基于江苏省徐州市JN村的田野调查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难以有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无法真正体现乡村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迷信外衣、小亲族势力不受村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类似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借助村民自治实践,坚持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不断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村民只有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才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黑龙江省桦春村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探析

民族民俗风情旅游是人文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黑龙江省桦春村有着独特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可以为桦春村旅游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本文论述桦春村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重点研究桦春村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色及其开发对策.     

农村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以赣西东边村为个案的分析

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出现 ,农村稳定问题渐渐浮出水面。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农村稳定 ?应该看到 ,影响农村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以及多种因素的综合 ,但笔者认为 ,归根结底是政治的。笔者对赣西东边村个案的研究表明 ,农民的相对剥夺感与对党和政府的期望值与信任度等要素共同构成了农村稳定的政治基础。     

江西省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和probit模型分析方法,从家庭基本特征、林业生产状况、就业替代条件和林业部门的政策导向等方面分析影响江西省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中从事林业的人数、是否了解林业组织、是否富裕户是影响江西省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重要因素。     

甘肃省人口与社会经济重心的动态演变及其对比分析

以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主线,以甘肃省86个县(市)为研究的区划单元,结合重心模型对近10年来甘肃省人口、经济的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变过程做综合的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经济重心始终位于人口重心的西北方向,反映了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分布之间的不平衡性.1994-2004年人口重心、GDP重心以及三大产业的重心总体都呈现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但经济重心的迁移幅度远大于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偏离距离在不断拉大,全省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在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