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视域下休闲农场反脆弱性模式研究——基于城乡共享互动关系的视角

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性负面事件冲击下,休闲农场中城乡主客共享互动关系视角下休闲农场反脆弱性模式。首先基于扎根理论研究,从多元性、稳定性、敏捷性和增长性四大维度刻画了休闲农场反脆弱性概念;其次从城乡人际互动、资源共享、资金支付合同、活动参与、产品共享、知识共享等角度解构了城乡主客共享互动关系的异质性属性;最后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来探索有效的反脆弱性模式。研究发现,休闲农场反脆弱性的形成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复杂性特点,单一因素不能构成反脆弱性的必要条件。总结的四种休闲农场反脆弱性模式对于乡村休闲供给侧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乡村创业者投资决策和辨别反脆弱性业态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基于SPA的广东省区域经济脆弱性及障碍因素研究

运用集对分析法（SPA）从经济敏感性和应对性角度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经济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普遍具有较高应对性,但敏感性差别较大,其中深圳、中山、佛山因敏感性较低,经济表现出低脆弱性,而广州、东莞和珠海因敏感性较高,落入中等脆弱性区域。从广东欠发达地区看,东西两翼处于中等及较高脆弱性区域;山区普遍具有高敏感性和低应对性,其经济脆弱性最高。根据障碍因素分析,珠三角最主要障碍因素有R＆D经费/GDP、劳动生产率、消费率等,欠发达地区主要障碍因素是人均GDP、财政收入/GDP等。     

中国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研究——基于反需求函数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为了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限购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本文首先进行了一般经济学分析;接着参考H. Youn Kim(1997)的基于数量的反需求函数体系,并结合房地产市场的特点重新构建了反需求函数;然后在福利分析的基础上,应用几乎理性需求函数,并结合2007～2011年全国、北京、上海的经验数据,定量分析了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其他消费市场的影响以及产生的社会福利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房地产限购政策会破坏其他消费市场的均衡;限购政策下的刚性、改善性和投资性房地产需求者均面临福利损失,但全国、北京、上海的福利损失结构因房地产需求类型而异。     

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金融脆弱性的视角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会波及国际资本市场,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发生剧烈波动甚至“突然停止”。运用面板Probit模型考察1976-2012年22个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影响因素,着重探讨一国金融脆弱性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的金融脆弱性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具有显著的负影响;金融开放会放大一国的金融脆弱程度,进一步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     

浅析会计电算化中“反记账、反结账”的利弊

目前,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进一步向深层次延伸,在给企业带来了巨大效益的同时,也给企业内部控制和会计监督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反记账、反结账”功能的可行性争论比较激烈,笔者认为“反记账、反结账”做法有利有弊,不可片面妄下定论。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研究

本文从反市场形态的表现入手,进行中国经济反市场形态形成原因的探讨,并思索能够改善这种的现象的策略,以供参考。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

基于PSR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年下降幅度大于2010—2014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哈萨克斯坦政府通过“反危机计划”

哈萨克斯坦政府通过了未来三年的“反危机计划”。“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政府、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联手向经济领域注资2．2万亿坚戈（约合183．3亿美元）,稳定金融市场,支持实体经济。2．2万亿坚戈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从“国家基金”中划拨的1．2万亿坚戈（约合100亿美元）、以及从2009口2011年财政预算和养老基金中划拨的资金。从“国家基金”中划拨的100亿美元将用于以下5个方面：     

我国经济周期新特征及“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变化趋势:从波动性质上看,我国经济周期开始向“增长型”转变;从周期长度看,我国经济周期有向尤格拉中周期演变的趋势;此外,世界经济周期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断加深,二者具有同步变化的趋势。当前,必须针对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出现的新特征,增强“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以减少经济周期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经济效应——基于“反事实”的思维视角

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季度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框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三地的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实际值和反事实值进行了对比分析,据此评估该战略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该战略的实施并未显著地促进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增长,其中对天津和河北两地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额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但存在较大波动,三地的经济增长差异依然明显。     

资源性治理的“反治理”绩效

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实施以工哺农、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战略,国家为此导入相当多的财力和物力支援三农,这种以资源下放为主的资源性治理目的隐含着修补之前的国家与农户之间张力关系的意图。然而在实践之中,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转型并没有达到有效的效果,反而形成了治理的反治理逻辑。其原因在于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权和集体力量的溃散,以及在资源性治理过程中,地方基层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和保持群众的满意度,就以塑造标杆的方式处理资源的分配,从而导致了有着朴素相对平均主义心态以及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无法沾到利益群众的不满。     

“四万亿”投资的增长效应分析——“反事实”方法的一个应用

在反事实框架下,考虑利用宏观数据构建反事实的现实困难,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并应用该方法对2008年三季度后中国政府实施的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事后评价。研究发现四万亿投资对2009年实际GDP增长的贡献为0.93个百分点,但其作用在2010年后迅速反转。结果表明,四万亿投资确实为阻止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陷入衰退起到了较大作用,但对2009年的保八目标来讲并非必须,其长期作用也不显著。     

国家与理性: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国家理性”的论说表达了这个时代关于大国崛起的光荣和梦想,又传递出有关国家构建的隐忧和疑惧.但论者往往忽略了“国家理性”具有突出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国家理性”中存在着权力与伦理、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德之间永恒的张力,“国家理性”一面总是趋于向价值领域自我提升,一面又循环往复地堕落为纯粹的权力冲动.这种二元性使国家绝无可能转化成一个完全道德的建制.尽管从历史上看,不周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理性”,但只有遵循国家之精神和价值维度,依照法治维护正义和人权的国家行为,而非仅仅出于“必需”的国家行为,才是真正理性的.我们不仅需要诉诸普世价值确立“国家理性”的限度,更应以宪政和法治的方式约束“国家理性”.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双重任务:重建价值秩序和建立宪政秩序.     

礼序政治:“大一统”叙事的回归与重构

在对“大一统”的形态化叙事中,依赖于现代权力政治所形成的观点不足以将“大一统”真正“去蔽”,应当返回到与“大一统”相契合的礼序政治的传统维度,对其予以重新解释.礼序政治将对中国政治本身的阐释引入传统语境中,一体沟通了传统范畴的观念背景、日常生活与政治构成,为重释“大一统”提供了逐层具象化的知识路径.在内在意蕴层面,“大一统”指涉的是一种与时间、天道相关的整体性秩序;在生活向度层面,“大一统”所指涉的整体性秩序以“礼”为根据,在日常生活的现实维度中展开,构成了礼序政治赖以运作的传统基础;在政治形态层面,对应于“礼”的宗法制及其拟制化,为“大一统”整体性秩序的体制构建及民间社会的嵌入开辟出存在空间.     

论经济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国际分工扩大和资源禀赋的国际差异基础上的 ,它是由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平环境推动的。客观地说 ,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 ,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差距 ,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约束条件上处于明显劣势。这次新一轮的全球化日益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 ,引起了一些负面影响 ,导致多国爆发了“反全球化”政治运动以及多样化的冲突。     

寻找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的“平衡点”

我国自2000年到现在基本上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两种增长方式虽然会在一定时期内拉动经济较快增长,但同时也会带来通胀与结构失衡的压力,尤其是它们对经济并不是一种“内生性”的常态拉动,而是“外生性”的非常态拉动,所以稍有不慎或受不利因素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随时都有下滑的可能。因此,在这两种增长方式...     

社会公众参与“反特权”的路径分析

让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是督促帮助党员干部克服特权陋习、永葆公仆本色的重要保障。社会公众参与反特权具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当前要发挥社会公众参与反特权的威力,必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反特权的主体认同、打通公众参政的良好进路,促进社会公众参与反特权的能力提高、完善公民参与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增强社会公众参与反特权的权利保障。     

“限购令”对北京住房市场的影响——基于反事实分析

本文用一种新的方法对“限购令”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截面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反事实分析.我们使用国内3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限购令”对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得到的结论是2010年5月至2010年9月这段时间内北京市商品住宅销售量的下跌几乎完全是由“限购令”引起的.     

货币政策“防风险”与“促发展”的调控效应研究

“防风险”与“促发展”是当前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本文运用SV-TVP-SVAR模型详细刻画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的经济金融调控效应,实证检验宏观调控二元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量价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短中长期均具有“防风险”效应,“促发展”效应则体现在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防风险”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促发展”效应体现在中长期;另一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非一致的时变影响关系,表明宏观调控“防风险”与“促发展”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矛盾,且二者交互影响的传导机制亦有所不同。因此,应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本文由此认为,追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化在现阶段缺乏基础,更重要的是重构彼此之间在多个层面上的有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