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区域经济影响研究

人口生育政策是导致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吉林省在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执行力度强,对抑制人口增长起到明显的效果,但也使得当前吉林省的人口年龄结构问题较其它省份更为突出。文章基于ESDA分析方法,对2005—2015年吉林省47个行政单元的人口年龄结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吉林省少年儿童人口占比不断缩减,适龄劳动人口聚集情况有所减弱,核心城市对适龄劳动人口吸引力有所降低,并且全省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时,引入空间计量模型,采用SLX模型和SDM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吉林省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少年儿童占比的上升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短期来看,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依然对地区经济产生促进作用,而死亡率的提高则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小。     

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教育人力资本因素,构建了刻画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使用中国29个省区1990²010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说明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降低了抚养比和人口增长率,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因此,至少对我国经济增长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家庭隔代抚养文化、延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供给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会如何改变新发展阶段中国劳动力供给的长期趋势?本文实证发现中国家庭隔代抚养提高了家庭生育率和女性劳动供给,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年龄可能通过家庭隔代抚养渠道影响劳动力供给。本文在内生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家庭隔代抚养文化,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后,家庭隔代抚养程度和年轻人劳动供给下降。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的变化方向取决于生育成本的家庭隔代抚养弹性。如果生育成本的家庭隔代抚养弹性较高,那么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将降低,反之亦然。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的变化方向取决于生育时间成本。延迟退休年龄提高了年轻人的生育时间成本,在生育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的作用下,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将提高。本文创新之处是将研究前沿的统一增长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家庭隔代抚养文化结合,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影响,从新的视角拓展了内生人口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对研判中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应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影响研究

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人口年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本文在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 从储蓄、 就业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入手, 分别建立时间序列分析模型, 通过协整检验、 建立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和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探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 并得出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升高是居民储蓄率不断提高、 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引起了失业率上升的结论. 本文最终提出把握新常态机遇,政府引导发展老龄服务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准备应对延迟退休的政策建议.     

人口结构、利率政策与养老金替代率

养老金替代率是衡量养老代际公平的核心参数之一。通过构建内生个人养老金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不同人口结构下利率变动对中国多支柱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结构转变会令中国总和养老金替代率趋于下行，实际利率走低将导致第三支柱替代率进一步下跌，二者叠加将使得总和养老金替代率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背道而驰。政策干预下，延迟退休有望延缓总和养老金替代率下降并扩大降息的政策空间，但非长久之策；提高第三支柱参与率可减轻人口老龄化对总和养老金替代率的负向压力，但增强了替代率的利率敏感性。因此，政府应尽快落实个人养老金制度、鼓励提高第三支柱参与率，同时审慎评估降息对代际公平的外溢性负效应。     

现代经济增长的演化论分析--兼评新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绵延不绝的主题之一,其理论形态历经古典、新古典及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但这些理论缺乏对经济增长中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关注,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却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路径的常态存在。本文以演化论的观点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尤其是对新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理论框架评析。在吸纳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合理内核一内生分析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内生的演化经济增长一般框架。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探索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原因,发现人口因素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我国目前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增长因素贡献比较中,资本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不断挤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而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劳动、人力资本和抚养比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随着资本深化,资本效率降低,多项人口因素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唯有人力资本呈上升趋势。在当前经济下行逆境中,人口因素中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本增长缓慢和配置不当,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等都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未来我国经济必须以内生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模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变,而关键在于构建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     

社会保障水平调节人口出生率可行性实证研究

对我国而言,是否可以依赖社会保障水平来调整人口出生率,以及如何应用社会保障水平来调整人口出生率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利用1989--2010年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的数据,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社会保障水平是人口出生率格兰杰原因判断;结合此判断,建立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显示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可有效降低人口出生率,并且在社会保障水平不变前提下,人口出生率将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浙江经济发展奇迹及其原因探索

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持续30年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浙江省经济年均增长13%,高速持续30年,堪称"奇迹之奇迹"。究其原因,有独特的近海区位优势和重商重创新的地域文化,更有体制转型变革的巨大驱动。利用1978—2009年时间序列进行多因素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时段浙江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内生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1978—2009年,人力资本对浙江GDP正向影响最大,固定资本次之,工业化第三;1978—1994年固定资本对其正向影响最大,人力资本次之,外贸依存度第三;1995—2009年城市化对其正向影响最大,人力资本次之,工业化第三,外贸依存度呈现负向影响。最后,提出浙江经济十二五规划时期高速持续发展的对策。     

我国人口红利的特征及实现途径

一、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社会出生率从高向低转变过程中,少儿比例降低,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老龄化还未达到较高水平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在这一阶段,社会抚养负担较轻,条件适宜,可为促进经济增长贡献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