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产品服务增加值的测算及其产出效应——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研究

利用1995~2011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服务增加值比例进行了测算,大部分制造业产品的服务增加值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不断提升。国内服务增加值比例在1995~2011年间呈现波动特征,而国外服务增加值比例的增幅较为明显。电气和光学设备产品的国内外服务增加值水平显著提高,其中批发贸易和经纪贸易、金融业、设备租赁及其他业务贡献的增加值较高,但还有提升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部门产品的国内外服务含量均能显著提升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水平。制造业部门应继续提高产品的国内外服务增加值比例,积极利用国内外服务产品的中间投入,提升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化水平。     

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关系研究

在统计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制造业11个重点行业出口额的基础上,以面板数据结合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服务贸易进口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关系。结果显示：①总体上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长有利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②不同部门服务贸易进口的增长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③服务贸易进口对不同部门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也不一样。最后就我国制造业应该如何利用服务贸易进口来提高其出口竞争力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开放型技术双元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13个子行业1853家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构建Translog模型,分析开放型技术双元及其不同技术组合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攀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有效平衡与吸收开放型技术双元形成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进口竞争引致的要素替代成本,促进中国制造业GVC攀升向高技术探索与开发组合的内生驱动转化。技术开发成为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充要条件,技术探索为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双重作用下,内资企业高技术开发组合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驱动力,受技术门槛和技术控制约束,技术探索只有在内资企业具有足够开发能力时才能对价值链攀升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双元组合催生形成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多元化路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赖进口竞争攀升的低技术双元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较高的外资吸收效率对母国开发与跨国开发技术组合吸收更具适应性,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竞争攀升特征;技术密集型行业积极的母国探索倾向与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协同攀升特征。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考虑国内价值链,首次构建一国内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框架,并据此框架进行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应用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出口价值来源中,本地增加值份额最高,回流增加值份额最低,国内垂直专业化份额和国际垂直专业化份额居中;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本地增加值份额及国际垂直专业化份额分别呈很强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2)以增加值出口衡量的各省出口差距明显缩小;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产业往往也更有优势为其他省份提供出口增加值;中国出口的低本地增加值率主要源于沿海省份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和总值出口之比较低。(3)以增加值出口和以总值出口衡量的显性比较优势呈现差异,对于许多省份-产业而言,比较优势甚至发生了逆转;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以增加值出口衡量的出口专业化程度要低于以总值出口衡量的出口专业化程度。     

A Study on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China's Exports to Japan and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笔者综合能源、贸易方面的数据,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中隐含的能源与碳排放.认为:中国承担的日本消费型隐含碳排放量巨大,1997年～2007年间隐含二氧化碳排放累计增长约1.5倍;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排放产业分析表明,2007年的承担日本隐含碳排放最多的3个行业分别是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制造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基于SDA模型的隐含碳排放的结构分解证明1997年～ 2007年间中国能源使用效率的改进起到了碳减排的作用,生产技术、对日本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均促进隐含碳排放增长,其中出口规模的作用最为显著,贡献率为119.02％.     

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电子工业子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1999—2002年期间该行业出口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我们发现FDI尤其是来自港澳台的FDI和规模经济对出口有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发现国有资本份额与出口负向相关,而资本密集度、研发和人力资本并不是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表明中国的电子企业大多仍处于国际产品分工链的低端。本文有两个原创性贡献:第一是区分不同国别(地区)FDI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影响的差异,并发现港澳台地区资本较西方国家资本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影响更大;第二是发现劳动力成本水平因素影响FDI对出口作用程度的大小。这些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增值税的转型与转型中的增值税

本文从税制转型路线入手,分析了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具体转变,比较研究税制转型对各行各业的正负影响。转型之后,我国新的消费型增值税具有重大积极意义,但其本身蕴含的巨大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释放。鉴于增值税在调节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中的特殊地位,未来我国增值税转型可以考虑按照三步走的思路分阶段循序渐进改革,打通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相互抵扣的渠道,条件成熟时,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将农业也全面纳入增值税的调整范围。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本文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基于WWZ(2013)方法测算了全球40个经济体的服务增加值贸易水平,利用WTO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数据库构造了衡量协定开放度的服务行业覆盖率指标,运用Anderson&van Wincoop(2003)引力模型分析框架和泊松拟极大似然(PPML)估计技术,研究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出口的差异化促进效应。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总值和增加值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开放水平越高的协定,这种正面促进效应越强;但协定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程度大于国内增加值出口。进一步地,本文还对各国服务出口的结构特征做了分组分析,并考察了缔约环境异质性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服务出口促进效应的不同影响机制。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区域服务自由化,提升在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增长

随着人类进入新经济时代,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最大化,追求企业价值的长期增长,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本文依据现代企业价值理论,讨论了技术创新在企业价值增长中的作用及技术创新带来企业价值增长的机理.提出了技术创新使企业价值得到增长的"常规增长"、"超常增长"和"持续增长"三种增长方式,并作出了分析.     

基于“内涵能源”视角的我国纺织服装贸易研究

在国际资源市场尤其是能源贸易市场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人均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贸易大国,能源资源的供给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成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通过引入内涵能源的概念,计算1995～2008年我国纺织服装贸易中的内涵能源状况,发现我国作为纺织品及服装出口大国在纺织服装进出口贸易中内涵能源出口大于进口,即我国作为纺织服装出口大国在贸易中获得贸易顺差的同时,面临纺织服装内涵能源逆差的问题。因此,转型升级是我国纺织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与出口隐含碳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由此引致日益严峻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地位的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高含碳化,与此同时,低端地位对影响出口隐含碳总量变化的规模、结构、技术因素均产生较强的负面作用,强化了高碳化趋势,并制约了隐含碳总量的降低。由此可见,外贸出口低碳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世界工厂"的定位,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演变新趋势与我国的对策

随着新智能、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与跨境数据流动相关的服务贸易规则成为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新议题,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呈现出高标准、自由化的新趋势。发达经济体期望通过对服务贸易规则的重构,来巩固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我国应采取措施,在提升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同时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Manufactured Exports,Capital Good Imports,and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 of Mexico and Brazi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using data from two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Mexico and Brazil, in a production function framework. It addresses some of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methods of testing the hypothesis.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we do not find any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Imported capital goods appear to be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To check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this study uses two different cointegrating procedures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cointegrating vectors, and three different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the long-run relation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across estimation techniques. [F43, F14, O47, O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