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采用江苏省制造业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企业生产率、融资约束等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论文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都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变量,相比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加强烈;融资约束的影响会随着生产率水平而发生变化,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变量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中产生的影响越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只对企业是否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以及海外投资项目数量产生影响,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会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银企关联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企业规模越小、成立时间越短、债务水平和税负水平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越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总部所在省份GDP较高时,其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文章拓展了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更有效地发挥母国税收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以及增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学习效应还是自选择效应

文章使用2001~2014年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计量方法(PSM-DID)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渐进式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均强于跨越式投资;文化距离近比距离远的投资具有更强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投资于发达东道国的自选择效应较弱,而学习效应则较强;贸易型投资的自选择效应显著大于研发型和生产型投资,而研发型投资的学习效应则显著大于生产型和贸易型投资;国有上市公司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均较强,但学习效应的持续性比非国有上市公司弱。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文化距离、东道国发达程度、投资目的和产权性质均影响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因此我国企业在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走出去之前,首先需要制订符合自身发展的国际化战略,谋定而后动,才能最大限度规避国际化可能带来的生产率悖论。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因□姚利民李攻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以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转让而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参与直接投资的规模已成为衡量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志。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比德·德鲁克所说的那样：“国际投资现在已成...     

行业差异、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前沿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应用到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利用中国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文章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生产率是影响服务业OFDI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服务企业OFDI不存在明显的跟随本国客户的特征;另外,中国服务企业OFDI呈现出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即使在不具有经济优势的前提下也同样会开展OFDI,这与发展中国家OFDI的实践是一致的。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台湾企业的对外投资

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又属典型的海岛型经济,其对外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小企业,因此其投资活动更多地具有它的特殊性。本文试图首先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来揭示出台湾海外投资的特点及其特殊性的根源。     

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评价□陈建明投资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有利的投资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顺利进行和发展的必要保证。对于任何一个实行开放经济、愿意接受更多的境外资本帮助发展本民族经济的国家来说，具备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因为如...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全国９００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６０％。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４０％,彩电生产能力高出６０％,空凋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４３．４％,供大于求的电子产品达到７５％。另据内贸部统计,到１９９７年底,在６１３种消费品中,供求平衡的占６６．６％,供大于求的占３１．８％,供不应求的仅占１．６％。显然,我国现阶段的相对过剩并不是极少数产品的偶然性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积的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相对过剩是低水…     

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文章针对以往研究中忽视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特征,利用上市企业关联交易数据库和企业年报获取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间存在的复杂影响。多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二元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并且这种约束效应与融资约束强度存在正向关联,对于集约边际的负向影响均高于扩展边际;第二,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二元边际影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尤为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不存在负向影响,即金融压制体制以及银行信贷"所有制歧视"可能极大地阻碍了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第三,在不同对外投资类型中,生产型、研发型和资源型对外投资所产生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融资约束对其ODI二元边际均呈现一定的抑制效应,尤其对于生产绿地型投资的约束效应最强。因此,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消除银行贷款活动的"所有制"歧视,积极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快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具有积极意义。     

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市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3-2018年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密集度的影响,并通过PSM-DID方法和证伪检验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对货币互换政策的金融市场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OFDI规模与密集度均有显著积极影响;预期汇率风险是货币互换协议促进我国OFDI的重要影响机制,中介传导而非调节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利率市场的影响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进一步推动国家间金融领域深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差异分析

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发展失衡还是渐趋平衡?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产业、投资形式和投资政策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ared to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from China is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However, the volume of China's OFDI increased rapidly from 2004.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literature on the motivations of China's OFDI, but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its location determinants.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fill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by focusing on two important location factor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which are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FDI. We use a large panel dataset comprising 132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1991–2009 and the Tobit as well as the Heckman model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ocation factors and China's OFDI.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although China's OFDI has been driven by the country's desire for a secure suppl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 attain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the developed world, China's technology is also a critical attraction for the host developing economies.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和技术升级与结构转型的背景，考察对外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分析，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与专利数据检验了对外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了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对外投资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投资对发明专利申请的贡献具有持续性，对非发明专利的贡献较小且不具有持续性。仅进行海外并购投资的企业，对外投资对其发明专利没有影响。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对外投资会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外部学习效应来促进企业创新。     

Impa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Financialization and Servitiz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financialization and servitization.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wit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e found that OFDI encouraged firms' financial and service activities. The effects of OFDI on financialization were stronger for firms specializing in short-term financial assets, operating in labor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sectors, investing overseas to pursue production, resources and markets there, and investing in non-OECD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ountries. Meanwhile, firms investing overseas were more likely to provide services at the sale or postsale stage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lso boosted the service activities of firms operating in the technology-intensive sector by investing overseas to seek resources and markets, as well as investing in non-OECD and BRI countries. Finally, OFDI partially influenced the extent of financialization and servitization of firms by affecting their profit-making ability.     

东道国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合法性的角度研究东道国执政党换届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存在的政治条件。这一新的分析视角为进一步认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障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路径。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和发展假设,运用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和107个国家执政党换届及政权体制的信息,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执政党换届显著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东道国执政党换届对直接投资的负作用在西方民主化程度高、法治水平较高和否决者制衡较弱的东道国更显著。文章首次为探讨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党换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供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分析结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