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规模、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效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发现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高度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效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挑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投资规模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投资效率提高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税制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动力重构

扭曲的税制结构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重要内因之一。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以及原有制度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模式逐步进入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阶段的转变时期,税制结构的优化将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结合中国税收现实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增加制度供给,改善与调整扭曲的税制结构,建立统一税制,改善治税理念,重新获得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注入新动力。     

东北经济的新一轮振兴与供给侧改革

当前东北经济整体下滑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扭曲,深层次症结在于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振兴战略政策模式.因此,当前东北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实际上构成对振兴战略既有政策模式的重要挑战.本文通过总结和梳理2003年推行振兴战略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制度路径,探求东北经济整体失速背后的经济逻辑和体制约束,提出了新一轮振兴战略需要偏重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制度路径,即政策模式上从注重投资拉动向强调供给侧改革转变、从强调规模效应向注重结构效益转变、从强调政府作用向发挥市场机制转变等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投资扩张和低成本劳动力供给,转向依靠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和劳动者价值创造能力的提高。中国亟需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发挥重大作用。通过对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发现,以高等教育占比来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与否及时间长短有着密切联系。未来中国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加快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     

中国对外资源能源型直接投资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增加,主要布局在资源能源类产业。这对于企业来说,有助于降低资源的采购成本和缓和供给压力,或通过海外扩张,获得再次的高速发展。对于国家来说,则能起到资源补缺、改善国际收支的效应。但这种资源能源型对外投资促使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得以维持,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向可持续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同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和速度过快,而普遍存在对风险估计不足的问题。需要国家进行引导,提供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     

中国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诱发依存、动力来源及因素分解研究

利用国家统计局2000-2015年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从需求侧系统估算了最终需求增加值、生产总值的诱发结构并刻画了经济增长动力来源,边际贡献在于从需求结构分解影响总产出增长变化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结果表明:消费需求增加值诱发系数最高而其生产诱发系数最低,出口扩张增加值诱发系数最低而投资生产诱发系数最高;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转换机制正在形成;增长因素结构分解揭示国内需求扩张效应是决定总产出增长变化的主导效应。启示在于:新阶段供给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在于形成从"需求为抓手、供给为动力"转向"供给为抓手、需求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内在诱发依存关系,决定了新动能培育路径是由供给主导向消费主导升级的根本性转换。     

供给侧改革、经济发展方式与投资驱动模式转变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入了中高速增长,这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从注重数量到数量质量并重、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由低级向高级非连续性缓慢演变过程。鉴于此,该文结合危机前后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问题,从后发优势视角剖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思路和关键,并抓住转变投资驱动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     

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投资结构优化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投资发展与改革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及共享五个维度分析了高质量发展与投资结构优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优化投资结构的必要性;考察了目前我国投资领域中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探讨了如何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投资不仅创造需求,还创造供给。要培育创新驱动力、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完成"双碳目标"、形成经济开放新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用新发展理论引导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结构性变革与经济效率的典型相关分析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已由过去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奇迹转入非高速增长期,结构性减速表明中国经济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效率从当前主要面临的九个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投资消费结构、财税体制结构、区域结构失衡是导致当前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的经济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向“稳速增效”的纵深发展模式顺利转轨.     

经济转型源于发展理念的转变

发展理念的偏差曾经使中国经济转型长期停滞不前,给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带来了日益严重的隐患。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出口、消费、投资协调发展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     

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

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需要进行增长路径的转型: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从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政府角色从偏重增长目标向完善公共服务转型。为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必须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努力满足公共需求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城市产业转型背景下制造业投资效率变动机理研究

投资效率可以分解为规模投资效率和技术投资效率,产业转型中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财务效率对产业转型起到重要作用,是此消彼长、协同并进的"螺旋式"演化过程。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供给的优化是产业转型过程中投资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从自主创新、产业链整合、投资主体结构优化等方面来引导制造业的结构性调整,从而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     

生产结构、收入分配与宏观效率——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经验研究

现有文献对收入分配调整、经济结构变动和宏观效率提升三者之间的关系鲜有系统性研究。本文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拓展为由固定资本、一般性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组成的"马克思—斯拉法"型三部类结构表,并利用中国1987—2015年的投入产出表,刻画投资驱动型增长下收入分配与宏观效率之间的关系。文章测算了中国经济的工资—利润曲线,再根据实际与潜在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偏离度,评价了中国宏观效率提升的空间。结果表明,利润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预测;利润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外延式增长方式下固定资本投资快速增长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宏观经济效率的分析表明,在传统增长方式之下,改善宏观经济效率的空间极为有限,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     

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全球经济面临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持续减速的中长周期。经济减速虽有周期性因素,但根本原因是由于经济结构问题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从供给视角看,原先依靠廉价劳动力和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必然是创新;从需求角度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日渐疲软,亟待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经济粗放的增长方式,才能使经济得以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模式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而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驱动和以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经济"变道超车"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解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趋势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从供给侧来看,数字经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提升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即供给体系的优质、高效、多样化,创新体系的网络化、开放化、协同化,制造模式的模块化、柔性化、社会化.(3)从需求侧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改变市场投资方向、推动消费升级、培育出口优势来助力"三驾马车"的新动能.(4)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适应发展阶段演替的基本规律,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根本性转变;强化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选择:-个投资的视角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而当前中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形式诸方面均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投资方式的改善。以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构建产业的自生能力是完善投资方式的应有之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失衡与矫正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失衡的困境,需求结构、国民收入分配、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都处于非均衡状态.经济结构的失衡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要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必须调整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同时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结构摩擦,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本质和特征研究——基于改革开放30年的路径演化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3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成功的二元经济转换;经济增长表现出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的特征;经济增长正在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未来我国应当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继续推动结构转换,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以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海洋空间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

我国经济发展的供给侧改革对海洋空间资源供给结构和发展方向提出新要求。当前,我国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呈现开发利用规模稳定增加,资源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开发利用效率有所提高,资源需求结构快速变化,资源市场配置步伐加快等趋势。"十三五"时期加快我国海洋空间资源配置供给侧结构改革,应优化海洋空间资源供给结构,促进资源供给方向由生产向消费转变;完善海洋空间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引导海水养殖向深海发展,保障绿色安全海洋食品供给;完善围填海总量管控制度,积极化解围填海存量。     

金融危机“后遗症”与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危机本身或其应对政策所引起的一系列“后遗症”,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阻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出口增长受到外需增长慢的抑制;二是国际主权债务危机加剧了中国外汇储备风险;三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增大了中国通胀压力.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促进产能和资金向国外转移,而加快对外投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选择.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放松对对外投资的审批和监管;扩大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规模;加快实施技术追赶型对外投资;继续鼓励资源获取型对外投资;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注意抓住低碳经济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