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近年来,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果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为此,基于2009-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752个样本值,从研发投资视角考察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政治晋升机会较小的国企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大的国企高管更注重企业绩效;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在晋升当年,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减少研发投资;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公司现金持有:寻租还是效率

本文以2007~2015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时,公司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现金持有价值显著降低,体现了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管理层持股、两职分离、产品市场竞争、投资者保护)能够约束政治晋升高管的私人收益行为,降低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本文的研究表明,政治晋升使国企高管利用企业资源获取私人收益,增加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该研究结论对深化国企改革、完善经理人市场具有重要的启示。     

因“类”制宜?国企高管职业前景评估下的投资选择

代理人如何行动影响绩效评估结果与奖励政策,是职业关注激励研究的焦点。本文以中国国企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例,探讨不同职业前景下国企高管的投资选择。结果发现,国企高管投资决策存在“择机而为”特征。晋升前景好的国企高管,为强化优势,下期增加投资意愿更强,但侧重内生且短期低风险固定资产投资方式。任职预期会负向调节这一行为。且在政府股东话语权强的国企,结果更显著。考虑外部经济、政治环境变化,结论一致。     

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和薪酬激励——基于高管双重身份的视角

基于国企高管的"政商"双重身份的视角,研究其在晋升和薪酬激励下的行为差异,指出晋升和薪酬的激励目标是不同的。研究发现:国企高管的晋升与业绩不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相关;不同的晋升途径导致高管的行为不同,政治晋升与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非效率投资正相关,非政治晋升与关联方占用正相关;在高管晋升前的任职期间即晋升激励较强时,薪酬与业绩正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不相关;晋升激励非经济目标,而薪酬只激励业绩。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研究——基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视角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高管薪酬契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的现状和内在规律。研究发现:(1)国企高管通过提高其薪酬与较高业绩指标的相关性来操纵薪酬契约,而且管理层权力越大,操纵行为越明显;(2)地方政府控制和相对薪酬较高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操纵行为更严重,说明追求货币收益、为其高额薪酬辩护以减少愤怒成本是薪酬契约操纵的主要动机;(3)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加剧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操纵行为,而公司内部治理质量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能够抑制这种操纵行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推进国企薪酬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研究进展

政治晋升形成的隐性激励对于国有企业高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晋升锦标赛理论为基础,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因素以及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治理或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锦标赛理论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评述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学术文献。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界定方法,现有研究发现,企业财务业绩和社会责任等是影响国有企业高管能否获得政治晋升的关键,而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激励会显著影响在职消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企业投融资决策。与薪酬激励的大量文献相比,有关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从政治晋升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以及主题拓展等方面指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更好地推动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独特激励模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