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与僵尸企业形成

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以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对我国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沦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而地方产业政策则会加剧僵尸企业的形成;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影响了资源配置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了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进一步地,市场分割、市场竞争以及去产能政策会调节产业政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上述结论从宏观产业政策的角度提供了我国僵尸企业成因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为协调央地关系、僵尸企业出清以及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电子信息产业“供给侧改革”政策研究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具备经济规模优势和成长潜力,但“新常态”下的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中关村的微观证据表明,电子信息产业内“僵尸企业”的资产占用率正在扩张。通过“供给侧改革”框架,可从技术、治理和扶持3个方面分析影响企业资产扩张的政策因素。基于中关村电子信息企业数据进行分组回归,通过比较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揭示了正常企业与“僵尸企业”的资产扩张脉络,结果表明在供给侧促进企业技术发展、提高融资能力和减税政策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而政府直接补贴和国有资本注入是形成“僵尸企业”的原因。     

“僵尸企业”的成因、处置障碍与对策

我国"僵尸企业"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选择性产业政策造成市场扭曲、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和商业银行的持续信贷。处置"僵尸企业"是当前破除无效供给、化解过剩产能的重要手段。应对"僵尸企业"进行全面评估,对不同类型"僵尸企业"精准处置,加强法律机制建设提高处置效率,通过市场化手段加快淘汰"僵尸企业"。     

处置“僵尸企业”的国际经验和借鉴

近年来，广东各级政府在“僵尸企业”处置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体制机制和法规不完善，处置进程步履艰难。而在国际上，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处置“僵尸企业”方面已积累了成熟的实践经验，为其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扫清障碍。广东各地在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的实践中，应充分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有效推进处置工作，打好“僵尸企业”出清的攻坚战。     

我国处置“僵尸企业”的进展、困境及对策

当前,我国"僵尸企业"主要出现在传统重化工业和部分新兴产业,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受全球经济形势走低和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影响,但从主观上看是由我国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政府过度干预行为造成的。"僵尸企业"危害巨大,轻则将使产能过剩问题不断恶化,浪费社会资源,导致市场不公;重则将会在债务、生产、就业等方面产生连锁反应,引发系统性风险。处置"僵尸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上一阶段化解产能过剩工作的延续和升级。立足我国特殊情况,应加强调研摸底工作,全面评估和科学界定"僵尸企业";发挥市场机制清退"僵尸企业"的积极作用;严格执行企业退市法律法规;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处置路径。     

房产限购政策是否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基于双重差分研究设计

防范僵尸企业形成和处置现有僵尸企业对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我国部分城市颁布的房产限购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限购政策有效地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在实施严格限购的城市这一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产限购政策通过改善制造业企业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房产限购政策加速了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对现有僵尸企业的妥善处置。该结论为引导企业“脱虚入实”,抑制僵尸企业形成，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纳什均衡理论下的"僵尸企业"破题思考

"僵尸企业"指自身发展能力已经丧失或低下,市场竞争力较弱,依靠政府补贴、银行放贷而生存的负债企业.这类企业虽已身死,但占用着大量土地、能源、资本等资源,处在"死不了、活不好"的状态.本文在纳什均衡理论体系下,列入政府、银行、企业三方进行博弈分析,探讨如何突破僵尸企业困局.结合分析结果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僵尸企业破产重组、重整所面临的困难和相关政策建议.     

僵尸企业的识别与预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僵尸企业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破坏金融系统稳定性和阻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顽疾,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文章尝试从改进计算方法、加入政府补贴依赖程度指标等方面改进了已有模型,并利用我国2010?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识别分析.研究发现,2011年和2012年我国僵尸企业比例约为3.3%,2013年后这一比例升至5%,2016年有所回落;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可能是2013年后僵尸企业比例上升的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僵尸企业比例依次递增,黑色金属冶炼、造纸等传统产业的僵尸企业比例最高,国有企业僵尸比例是非国有企业的4倍;常青贷款是我国僵尸企业的最主要吸血方式,其次为利息补贴和政府补贴.文章利用面板logit模型构建了一个僵尸企业预警体系,样本内和样本外的预测准确率分别高达88.57%和96.58%.文章的研究对于僵尸企业的预判、识别和治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着力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重大决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推动必不可少,还要实施相互配合的五项政策,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落实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去产能、让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使国有企业改革任务更显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最紧迫任务,但不能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代替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反,要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     

僵尸企业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的视角

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建设更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题中之义.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视角的研究发现:市场内僵尸企业所占比重越大,经济资源在正常企业之间配置的效率越低.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国有企业资产占比更高、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内,僵尸企业导致市场中经济资源错配的程度更大;而在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市场能够有效抵御僵尸企业引发资源错配的负面冲击.机制分析显示,僵尸企业挤占经济资源的行为更有可能打击高生产率企业,主要表现为生产率增速的大幅下滑和退出市场概率的显著增加.上述结论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将祛除落后产能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有机结合,全面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银行业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基于企业进入退出的视角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金融部门主体的银行业应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真正实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问题值得关注。文章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探讨银行业结构如何推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小银行的发展可以改善信贷配置结构进而有效地降低行业资源的错配程度,提高行业生产率。中小银行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僵尸企业”的生存风险,迫使其退出市场,还可以缓解高效率企业生产扩张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高效率企业成长。因此,银行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化解“僵尸企业”难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里根革命”与“撒切尔新政”的供给主义批判与反思--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劳资关系视角

“里根革命”和“撒切尔新政”，导致“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模式演变为“大资本、小工会、小政府”模式，政府权力被资本绑架，资本逻辑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中占据支配地位。它牺牲工人利益去提高资本的盈利能力，不仅扩大了收入差距，而且加重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调。“涓滴效应”也并未实现经济繁荣，反而导致收入两极分化。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警惕把“产能过剩”完全归因于政府干预，把僵尸企业直接等同于国有企业，把“降成本”等同于“减税＋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以及以增强用工灵活性、改善劳动供给的名义修改《劳动合同法》等错误倾向。     

中国经济效率减速冲击、存量改革和政策激励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抑制经济下滑,然而货币扩张却难以刺激经济回到原有的均值状态,并有巨大的负产出缺口,导致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近3年为负。货币流量刺激、提升投资力度似乎难以摆脱当前的困境,其原因是出现了"效率减速的冲击",即大量的供给都是无效率的。或因无需求变为库存,或回收周期很长回报率很低,或被"僵尸企业"吸走浪费等等。低效率的企业、产能过剩部门和低效地方基建等不是能通过货币流量"输血"可以挽救的。宏观政策着重激励中国经济从高速的规模扩张转向高效率的生产,如加速折旧抵税的政策,清理"僵尸企业",加速资本市场并购步伐,而体制上要进行存量改革和调整,才能完成从规模扩张向高效率供给过渡。     

论我国处置"僵尸企业"的进展、困境及对策

由于企业存在生产和管理的缺陷,导致企业常年需要通过政府或者贷款机构进行贷款来维系经营,这样的企业被称为"僵尸企业".由于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转型的阶段,僵尸企业的存在已经成为了阻挡我国经济快速转型的严重阻碍,因此,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始终都是十分严峻的问题.     

僵尸企业的成因与处置对策

僵尸企业长期靠政府"输血"来维持占用着大量的资源,阻碍转型升级和有效化解产能,僵尸企业的出现有着复杂的成因,与企业本身产业结构不合理、政府干预、银行救济等多方面有关.在考察日本、美国、德国三个国家处理僵尸企业的办法之后,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可行的措施.     

供给侧改革去杠杆的现状、应对、风险与投资机会

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通过研究各部门、各行业杠杆率的现状,分析杠杆率攀升的原因及引发的问题和风险,提出去扛杆的应对措施,指出去杠杆过程中存在的机会和风险.具体而言:(1)中国各部门的杠杆率:企业部门过高.截止2015年末,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为56.5％,居民部门为39.9％,非金融企业部门为143.5％,金融部门为21.0％.全社会杠杆率为260.8％,实体经济杠杆率为239.8％.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处于中游水平,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这反映了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和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2)中国企业分行业杠杆率:传统高,新兴低.根据上市公司数据,截止2015年3季度,金融业(银行、非银)和周期性行业(建筑、房地产、钢铁、电力及公共事业等)的资产负债率处于高位,而新兴产业(医药、电子元器件、计算机、传媒等)和消费服务业(餐饮旅游、农林渔牧、食品饮料等)的资产负债率较低.(3)高杠杆成因:4万亿刺激+国企刚兑僵尸.08年4万亿刺激以来形成的新增产能缺少新需求支撑,致使传统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政府顾及稳增长、保就业等,对低效国企隐性担保、行政补贴、政策扶持等,致使大量产能过剩企业僵而不死,过剩产能无法出清,国有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大量资金沉淀在低效部门,企业利润持续恶化,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股市长期走熊,同时积累的债务信用风险不断攀升,整个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4)去杠杆措施:推动供给侧改革,采取市场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出清产能,改善传统行业供需和提高集中度,推动产品升级,减少对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的无效行政补贴.降低去杠杆企业的社会负担,做好就业安置和不良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5)去杠杆风险处置:强改革+宽货币.出清去杠杆过程中可能面临风险溢价飙升,企业大量破产,失业率攀升的情况,这种情景需要央行的宽货币来平复恐慌情绪.当前中国政府的公共政策资源丰富,截止2015年底,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17.5％,外汇储备3.3万亿美元,财政存款3.4万亿元,足以应对一次有量级的金融危机,无论是外部冲击型还是内爆型.(6)去杠杆机会:根据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现状趋势,投资机会主要来自于股权融资领域的新兴行业,其中领跑的行业是高端装备制造业、TMT、互联网、医药医疗、新材料、休闲服务等领域.而依赖债权融资的传统周期性行业,在产能出清,供需和资产负债表改善后,剩者为王的优质公司和从国企改革中脱颖而出的公司,存在潜在的投资机会.     

僵尸企业占用银行信贷的负外部性——基于商业信用的视角

妥善处理僵尸企业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以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商业信用的视角研究了僵尸企业占用银行信贷资金的负外部性.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占用金融市场的信贷资源越多,其占用产品市场的商业信用资金也越多;相对于下游客户,上述影响对僵尸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资产专用性越高和所处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越高的僵尸企业,对商业信用资金占用越严重.机制检验发现:僵尸企业占用银行信贷资金对上下游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是由僵尸企业信息透明度低以及偿债能力不足引起的.     

通用技术变革、供给侧改革与我国经济增长

信息技术发展是我国正在经历的一次重大通用技术变革。通用技术变革中存在的创造性破坏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经济结构变化提出了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要求解决好衰退企业的市场出清,要求采取措施激励创新,要求解决好结构性失业问题。通用技术变革中的创造性破坏会在一定时期内使经济增长放缓。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通用技术变革将带来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住房限购政策与地方政府供地行为

在城市化浪潮下,住房价格阶段性大幅上涨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主要采取限购住房等需求管理政策来稳定住房市场,而供给因素在房价稳定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考虑。本文试图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视角出发,分析住房限购政策如何影响土地供给来探讨住房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本文通过构建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动态均衡模型分析发现：住房限购政策会降低土地的供给;当限购政策取消时,由于需求释放而供给不足,会引起房价大幅度的反弹;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会影响上述效应大小。同时,本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以上结论。     

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

运用古典二分法从另一个角度对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进行扩展，利用扩展后的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能够很好的解释通货膨胀、滞胀、逆向供给冲击等经济现象，并且在扩展后的模型中加入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假设能够得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因此扩展后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是一个很强解释力的经济学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