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关键区位选择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已经越过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亟待解决的命题.本文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滞后模型检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不平衡、循环因果和毗邻效应等特征,筛选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关键区位;并结合"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现状和大数据研究中心公布的投资环境指数,对最具投资效率的区位进行修正.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当前分布与关键区位存在差异,应当调整投资向关键区位集聚,提高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效率并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而论证了关键区位研究的创新意义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关键区位的建设重点,如发展共生机制、调整投资计划和重视投资环境等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出口效率与出口增长效应研究

选取2007~2018年5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并利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机电产品的增长效应进行分解。研究表明,竞争力效应和市场需求效应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同效率国家的增长效应存在差异。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的风险及应对

一、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点 1、投资规模发展迅猛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3~2016年间,中国共向"一带一路"沿线的53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直接投资额达1013.8亿美元.从2003年的 2.0亿美元发展到2016年的145.3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在这10多年间发展非常迅速,年均增长率46.7%.虽然增速很快,但必须看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仅是中国对所有国家直接投资中很小的一部分,2015年仅占10.1%.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投资项目的不断落地,未来将发展更快、规模更大.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经贸合作也在不断加深。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我国应如何在更好地"走出去"的同时,使自身经济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文章以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为切入点,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为"一带一路"发展实施提供具体的政策性建议。为了探究所选课题,文章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14个主要国家2010年至2014年五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由此可知,我国应当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为我国贸易增长、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的驱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互联互通对中国潜在贸易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互联互通对中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促进效应逐步显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地域和国别范围开放的前提,借助中国与沿线国家2010-2017年的贸易、人口、共同语言等数据,以及互联互通因素的制度环境、基础设施联通及贸易畅通的水平量化数据,并引入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投行成员国等影响因素,从出口和进口两个维度,以传统引力模型为比较基准,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下互联互通的核心变量及贸易非效率项对中国及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整体水平偏低,进口效率平均水平落后于出口效率平均水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经济结构失衡且增长乏力、自然环境破坏加剧和宗教民族冲突肆虐等问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将面临政治、经济、文明与宗教等方面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加快"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金融保险与服务机构、企业三方应该实现联动,加强对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防范,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和互利共赢。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分析

本文使用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经验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滞后效应和制造业增加值中介效应的影响,考虑滞后2期效应时,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考虑制造业增加值的中介效应兼顾滞后2期效应时,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正向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最后,本文从扩大规模、完善布局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对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公私外债的结构性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公私外债的影响会对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的主导作用,本文首次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外债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并基于"一带一路"项目投资模式的特征,本文首次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PSM-DID模型),分别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总外债、公共部门外债和私人部门外债的影响,揭示了该倡议对沿线国家外债影响的结构性差异.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公私外债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总外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私人部门外债的增加,而公共部门外债反应并不显著.基于此,中国可以出台多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融资模式和对外投资组合政策,促使沿线国家将外债更多地配置给私人部门,让私人部门的项目监管机制和对经济全方位的推进发挥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效率综合评价

采用数据包络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总体不高,且差异较大;经济欠发达沿线国家因单一的金融结构而使其金融效率高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沿线国家;多数沿线国家的金融资源投入的规模收益处于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应该建设积极稳妥的沿线金融支撑机制,促进各国金融效率的提升;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耦合,促进沿线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努力消除"短板效应";完善"一带一路"区域监管协调机制,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地缘政治和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提出了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生成路径:着力推动中国企业"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精准供给"水平;健全中国生产服务网络,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服务供给水平;构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体系的分工布局;推动中国产业标准"走出去"战略,促进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根基;突出产业合作互利共赢,稳妥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空间;培育以中国为枢纽的"一带一路"沿线双向环流价值链,实现中国由外围向核心转变.     

"一带一路"中的宗教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如火如荼,但投资过程中不能忽略东道国的宗教所产生的影响.文章将宗教风险纳入到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分析中,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沿线国家之间的宗教差异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到宗教的显著影响,宗教整体差异小的国家之间投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合理地利用宗教可以使其成为促进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良好纽带,但是"法律化"的宗教会对投资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对东道国的宗教和法律有深入的认识,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文章拓展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而且对于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开展和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出路

本文从"一带一路"战略视角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出路。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现状和区域内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发现其经济发展滞后但发展潜力巨大,基础设施落后但通胀水平相近;我国跨境贸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依赖度高,区域内人民币互换规模及人民币境外储备规模均有待提升。因此,我国可实施区域内贸易逆差策略以扩大人民币投放量,鼓励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大力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区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等策略,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制度因素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关系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

利用2009—2016年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OFDI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因素指标,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检验方法和2SLS方法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制度因素与我国在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向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存在促进效应;(2)经济制度因素对我国向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存在抑制效应,政治制度因素对其存在促进效应,而法律制度因素对其没有影响;(3)"一带一路"倡议对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因素与我国向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均存在调节效应,且均为干扰作用。最后,就如何根据"一带一路"倡议调节效应合理选择我国在沿线国家OFDI区位提出政策建议。     

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新机遇,华人移民网络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的重要助力.文章基于全球华人移民的分布数据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检验了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华人移民网络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影响路径检验发现,信息共享效应和制度距离缓解效应是华人移民网络促进中国OFDI的重要机制.     

从走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形成机理与功能演进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构建将是一个从贸易、投资、产业集群到区域生产网络,从区域生产网络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在稀缺条件下实现要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有序配置和自由流动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要素资源禀赋的价值实现与增值,还可以通过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作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空间经济结构的产生和变化,进而为"一带一路"沿线要素的集聚和扩散,为"一带一路"由走廊向一体化的超越提供稳定的动力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基于价值链视角的投入产出分析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分工地位一直不高,长期存在被发达国家"俘获"的问题.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国际分工模式?文章通过对比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14国所处的国际分工位置,深入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沿线国家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及其趋势.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14国的产业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且各产业的关联度较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能够帮助双方实现价值链的优化和升级.(2)"一带一路"合作平台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价值链的中高端化和产业升级.(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完成自身价值链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一带一路"区域性分工地位的跃升.文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和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合作效率提供了借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通过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模型得出: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存量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高,但当存在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存量时,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负向影响。中西部地区从"一带一路"沿线OFDI获得的逆向技术输出通过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消化吸收,并对其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积极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

本文采用目前可获得数据中较详实和准确的2005—2016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运用事件评估的有效识别方法——双重差分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进行全方位的评析。主要结论是: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数增长幅度达32%左右,且一系列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这一促进效应显著存在。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积极促进效应通过"五通"实现,即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再次,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且对高政治风险经济体的投资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投资动态来看,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集约边际的扩张,即主要带动已有投资基础或投资项目经济体的投资增长。此外,基于三重差分估计的结果看,在行业上,该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在投资来源上,该倡议尚未对"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产生显著的投资促进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金融合作机制构建研究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沿线国家建立绿色金融合作机制具有促进域内投资、降低金融风险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重要作用。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达成了绿色金融发展共识,开展初步的绿色金融合作,建立了相关政策沟通机制,为绿色金融合作机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和条件。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可依托现有的多边或双边合作机制探索和构建绿色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市场合作机制及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潜力测度——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基从全样本和东道国收入双重视角,定量估计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GDP,东道国GDP、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沿海,以及东道国与中国有共同边界及签订自贸协定或合作组织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而从东道国收入分类视角测度的距离、东道国工资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方向及程度大相径庭。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将沿线东道国分为"投资过少"、"投资适中"和"投资过剩"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