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能否作为政策目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测度贸易增加值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一国(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收益。基于2012年内嵌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采用拓展的WWZ方法,本文核算了我国各省出口增加值及增加值率,首次探讨了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能否把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作为各省政策目标的问题。研究发现:比较来看,各省整体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从各省内部行业比较来看,各行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呈"U型"关系;不同行业间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呈"U型"变化趋势,即农业和服务业比工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劳动密集型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资本密集型比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在结构效应的主导下,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其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有可能较高。基于此,不能简单地把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作为政策目标,还需要考虑发展阶段和结构特征来决定贸易升级的方向和路径。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绿色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针对单一的出口竞争力指数难以充分反映一国出口竞争力的真正面貌这一问题,本文在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前向关联增加值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产业的后向联系、出口中隐含的碳排放等特征,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提出了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多维分析方法。利用WIOD数据库,通过综合对比分析中国制造业在传统RCA指数、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增加值出口RCA指数、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的隐含碳出口RCA指数五个维度的典型事实,可以发现:不同类型制造业部门具有差异化的出口竞争力特征,体现为部门之间的整体竞争力差异,部门内部出口竞争力偏向差异,以及出口竞争力偏向的演化差异等。整体而言,国内增加值率和单位产出碳排放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中国制造业在前者的全球排名相对靠后,后者的全球排名相对靠前,亟需通过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实现中国制造业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再评估?--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国内增加值双重视角的分析

合理地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判断中国的出口优势与劣势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具有产品属性和增加值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新指标,并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了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1)考虑服务业出口后,目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经济体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发达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有所扩大,与德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比较稳定,而与日本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则有所缩小。(3)结构分解的分析显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结构问题,即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而国内增加值率的降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变动主要源于产业属性效应和国内增加值效应,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则较低。因此,调整出口结构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两种重要方式。     

区域分工视角下的中印增加值贸易分解

该文通过构建增加值贸易分解模型,从总体规模、行业结构等层面对中印双边贸易收益进行核算。结果表明,传统统计口径下的中印贸易差额出现明显高估。在中印双边贸易中,中国对印度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约为七成五,而印度对华出口的贸易收益率约为六成。中国对印度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制造部门,而印度对华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制造部门。     

中国服务出口竞争力:增加值视角下的新认识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以"贸易增加值"来刻画一国产业的真实国际竞争力。鉴于此,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计算了1995年至2011年中国各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并与基于传统总值核算法计算的RCA指数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1)从附加值视角看,目前中国在服务业各分类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都还不具备显著比较优势,而在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领域,比较劣势十分显著且没有明显"改善"迹象,但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领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形成。(2)传统总值核算法计算的RCA指数,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还是在资本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均有显著"高估"现象,甚至出现比较劣势和优势的"反转",有比较优势"统计幻象"之嫌,导致了严重"误判"。上述结果对于客观认识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现状,深刻理解其发展、转型升级战略方向乃至政策的科学制定,都有着重要政策涵意。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 ——基于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

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如何评估中国的实际出口竞争力,以及如何观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演化方向和路径?这需要我们综合考虑贸易的"质"和"量".文章将TiVA方法与衡量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市场渗透率(MPI)指标相结合,构造出基于最终品进口市场的增加值市场渗透率(MPIVA)指标,进而测度与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其增速已放缓.中国在行业市场上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在提升,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制造业,且服务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也在上升.(2)出口的行业内增加值上升和出口向国内增加值高的行业转移,共同构成了中国增加值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出口的行业内效应,而非出口的行业间效应.(3)中国行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主要不是来自出口行业本身的直接增加值效应,而是来自上游行业的间接增加值效应;中国制造业出口本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仍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文章为提升中国出口行业本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地位以及优化中国出口行业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2001—2017年浙江制造29个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研究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贸易利益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度下降。出口技术升级、贸易开放显著地降低了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等因素导致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长。交叉项检验表明,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显著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外商直接投资、煤炭消耗占比、资本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导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加。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中的生产要素分解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本文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中所使用的国内生产要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虽然随着中国出口的增加,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中所使用的资本、高技术劳动、中技术劳动和低技术劳动四种国内生产要素的绝对量不断增加,但高技术劳动占中国出口比重的升幅有限,即出口虽然增加了中国四种国内生产要素使用的绝对量,但并未显著地改善中国出口的要素禀赋结构;中国出口中所使用的国内生产要素仍集中在资本和低技术劳动上,且这种趋势在最终产品出口和对东亚地区的出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相比其他行业,资本和高技术劳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中占比更高,中技术劳动和低技术劳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中占比更高,但高技术劳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中占比增幅较大。     

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价值演进及因素决定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分别在细分制造业以及按照要素密集度特征分组两个层面上,测算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总量、国内服务增加值及国外服务增加值。结果显示:(1)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增加值率有逐步提高之势,并且这种变化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间具有差异性;(2)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来自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加值在服务增加值总量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动态变化角度看,国内服务投入增加值主导地位有"弱化"迹象,国外服务投入增加值地位有提升趋势,而且这种变化趋势同样存在部门差异性;(3)从决定因素看,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服务贸易开放度、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制造业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但对内涵国内服务增加值和国外服务增加值影响具有差异性。     

论省级中观调控模式(下)

三、省级中观调控模式的政策体系 省级中观调控模式不仅具有有别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要求,而且还应建立起适应于这种调控目标和省级环境条件的政策体系。由省级中观调控目标的性质所决定,它能够采用的工具型政策和手段并不很多。所以,笔者认为省级中观调控应该在可以实施调控的政策范围内,建立以非工具型政策为主,工具型与非工具型相结合、多层次调控相配合的政策体系。 （一）省级中观调控政策的作用范围和重点 研究省级中观调控政策体系,首先必须对这个政策体系的作用范围作出界定。换个角度说,即是要明确究竟哪些政策因素对…     

我国出口汇率传递率行业和国家差异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月度单位出口价值和汇率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2005年6月-2008年12月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价格的短期汇率传递率的行业和国别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出口的314个HS4行业的平均汇率传递率和整体汇率传递率都很高,接近于完全传递,但不同行业的汇率传递率差异非常大,其中有14个HS4行业的按市场定价系数大于0.5,且涵盖食品、化工、纺织、钢铁、机械等多个HS1行业。在对15个HS2行业10大贸易伙伴按市场定价系数进行的国别差异估计中,发现我国出口对美国存在明显的按市场定价行为,对其他贸易伙伴汇率传递率近似完全传递。这意味着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改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策效应会被削弱,同时也表明我国应加强与东亚贸易伙伴的区域经济合作,并提高出口商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     

论省级中观调控模式(上)

本文认为，研究省级中观调控必须突破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权利分割”思路和模式，建立一种在宏观调控大背景下省级中观自主调控的新模式。文章通过对工具型、非工具型两种经济政策的划分及其适用性的分析，论证了新模式建立的现实可能，同时，对这种模式的“非平衡增长”调控目标及其与宏观调控的“平非衔接”；以非工具型政策为主。工具型与非工具型相结合、多层次调控相配合的政策体系；新模式建立所涉及省级调控自身转变和宏观     

Complex Goods' Exports and Institutions: Empirics at the Firm Lev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exporter's country in promoting the exports.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22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is provided to show that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complex goods. A poor legal system, weak contractual enforcement, and corrup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exports of complex goods. In contrast, the effect of such institutions on the exports of simple goods remains ambiguous. Our main results are robust to the use of different econometric methods.     

增值税的转型与转型中的增值税

本文从税制转型路线入手,分析了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具体转变,比较研究税制转型对各行各业的正负影响。转型之后,我国新的消费型增值税具有重大积极意义,但其本身蕴含的巨大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释放。鉴于增值税在调节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中的特殊地位,未来我国增值税转型可以考虑按照三步走的思路分阶段循序渐进改革,打通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相互抵扣的渠道,条件成熟时,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将农业也全面纳入增值税的调整范围。     

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网络结构与省域增加值分解——来自电子信息产业的证据

为破解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低端锁定困境,需要构建并完善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中国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内生增值传导网络结构分析框架,并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对省域国内增加值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上游技术研发能力较弱,整体增值能力不强;下游间接关联产业部门数量及关联系数值仍待提高;除中游外,上下游出口国内增加值偏低,国际竞争力较弱;东、中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占据优势,内生增值能力方面各有所长,东北、西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及其内生增值能力均较弱。同时,中国省域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未表现出显著地理地区特征,即使同一地域的省域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差异。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的FTA贸易伙伴选择-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TA数量的增长和层次的提升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下一步应该如何选择FTA对象?文章基于ADBMRIO和OECDICIO的国别(地区)贸易增加值数据,通过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FTA数量和FTA层次对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FTA的建立使中国与成员国(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目前FTA对贸易增加值的作用仍然以广延边际为主,FTA深度对贸易增加值的集约拉动需要继续加深;与传统贸易活动相比,FTA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更加突出.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FTA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最大;FTA参与度较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竞争力的提升有显著的帮助;与中国距离较近的国家和地区建立FTA有利于中国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理距离在对外贸易中的影响正在逐渐下降.因此,中国应加快FTA的全球战略布局,在增加FTA数量的同时,加强FTA的深度建设,注重FTA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在亚洲邻国的基础上,加快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FTA谈判步伐.     

我国国际服务外包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影响因素研究

笔者在对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1995年～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服务外包处于价值链低端可能产生影响的服务业发展程度、科研能力和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人民币升值状况、发包企业国内压力和劳动力成本6个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程度、人民币的升值状况、来自发包国的压力和劳动力成本因素对我国服务外包的低发展程度有显著的影响.而其余的因素影响不显著.     

The Great Collapse in Value Added Trad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great collapse in value added trade using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We show that changes i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40% of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Second, we find that the drop in the overall level of demand accounted for roughly a quarter of the decline in value added exports while just under one third was due to compositional changes in final demand. Finally,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dichotomy between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observed in gross exports during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is not apparent in value added trade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