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包括资本提供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委托,必须在经济社会的协调中最大效率地与各种生产要素结合,不能片面地追求一己利益,而要为整个社会履行社会责任。该文认为: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遵循"股东至上"的逻辑,而现代的公司治理中心不仅仅局限于股东,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拥有明确的公司控制权和收益权。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是公司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引入利益相关者、考虑社会责任是公司治理的必然趋势。     

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意识形态的约制和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还涌现了一批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上访产业渐趋雏形。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调整国家的信访维稳战略,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由此,通过谋利型上访这一概念的建构,不仅可以更为真切地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迁,而且能够深化对信访制度的理解,进而来检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的成效。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及其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围绕着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市民社会、如何界定市民社会的内涵、和市民社会的价值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以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发展时期的经济态势相吻合为历史背景的。本文以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为基础,分析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以期找到一条有利于中国法治发展的道路。     

社会管理视阈下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几点思考

人民安则国家安,社会的安全稳定是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内涵,关系到人民的幸福生活、社会的持续发展。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过程中,须从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完善矛盾调处机制、建立柔性维稳机制三面着手,夯实社会安全稳定基础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群体性事件与依法维稳的选择

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极大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这些群体性事件在性质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是法治文化缺失,进而使维稳偏离法治的轨道。因此,要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回归到法治的轨道,走依法维稳的道路。     

儒家文化、法治环境与上市公司治理

文章首先分别论述了儒家文化与优良的法治环境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然后阐释了儒家文化的道德文明秩序与法治的法律文明秩序具有互补作用,且儒家的道德文明秩序可以转化为法律文明秩序从而在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最后,提出了弘扬儒家文化与推进上市公司优良法治环境建设促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完善的具体途径。     

“中国式”维稳的悖论及其消解

“中国式”维稳虽然局部上、暂时达到了目的,但从整体上看,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闹事者”,“呈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中国式”维稳的模式和方法本身就会批量产生“闹事者”。法治是消解“闹事者”的唯一出路。     

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关联分析

农村利益分化是农村现代化不均衡发展的产物,与农村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农村利益分化既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又可能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定.必须通过增进正相关、降低负相关来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     

法治之用:公共支出、税收与经济绩效

法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可以从公共支出和税收两方面解释.税收与再分配所造成的激励扭曲是决定公共支出乃至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法治的完善会降低经济体的均衡税率水平,减少税收与再分配造成的激励扭曲和总产出损失.在法治与民主的协同作用下,公共支出与社会总产出水平都会得到提高.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看,法治之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协调经济利益,实现"非自我实施型"交易收益.     

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的生成机理及有效治理——以农村社会治理为视角

农村谋利型上访一直是维权问题方面的热点之一。一些地方谋利型上访案件数量的增长,背后的原因有许多,上访者心态存有问题,少数生活在基层的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权益被侵犯却得不到相应的救济,但根本原因是在一些地方农村社会治理的治理模式混乱,没有走向法治化的轨道。文章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角度,分析农村谋利型上访案件与农村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解决对策。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long been a concern for industrial economists but not typically a centrepiece of policy. One reason is that policy design has been based on a market‐orientated approach to the theory and impact of the firm. In contrast, this paper is rooted in a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perspective that makes corporate governance a central policy issue. Moreover, whereas responses to corporate scandals have focused on shareholders wronged by managers, we see the significa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very differently. Merely to punish managers who fail shareholders is to ignore systemic failures, namely that, by design, managers are not democratically accountable to all interests in corporations’ activities. The impact of modern corporations turns crucially on who governs. In practice preferences over strategy vary across actors but not all interests are currently being represented in decision making, resulting in a failure to gover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s solutions, we consider the design of company law and also more immediate ways forward, focusing on regulation and democratically controlled public agencies. Our prime concern is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active, effective citizens. Throughout, the arguments are illustrated using exampl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industries.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利益格局发生调整,产生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频同振,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社会治理基本问题的理论展示,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基本思路与发展路径,希冀对社会治理的政策与实践有所裨益。     

财政分权、公共治理与隐性经济研究

隐性经济是中国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次利用MIMIC模型法测算了中国地区公共治理水平,并利用中国199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公共治理总体水平从1995年的2.72%上升到2018年的6.85%,但存在地区差异;提高财政分权程度和公共治理水平都可以显著降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但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公共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更加强烈,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我国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政治的、商业的、社团的和潜在的四种类型利益集团,它们对社会具有利、害的双重影响。需要国家的介入对之进行扬抑。     

平等、效率和社会稳定的整合选择

平等、效率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复合变量。我国平等、效率和社会稳定目标的整合选择取向，应当是在推进经济背景平等的过程中凸显教育对能力培养的杠杆作用，以阶层和职业的较充分流动创造更充分的机会平等，以不断深化的法治推动经济规则平等，应着重以经济机会和经济规则的平等，营造社会公正和效率含量更高的社会稳定环境。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的深刻转型对社会治理形成正反两方面重要影响。从积极方面看,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行政改革为推进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体制环境。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与治理主体结构持续优化,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助推社会治理智能化。从消极方面看,我国社会治理面临多方面挑战:经济风险可能向社会领域传导;农村地区基层治理与服务半径加大;中产阶层增长缓慢与群众诉求多元化并存;人口大规模流动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冲击社会秩序;网络信息犯罪增多而相关管理规范相对滞后。未来应将社会治理目标与政策逐渐融入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在大发展、大服务、大预防、大调解中协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     

政务公开与政府治理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加入WTO协议,这意味着我国政府行为要适应WTO法律体系。WTO法律体系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行政透明和可预见原则。这与我国实行的政务公开原则是一致的。中国政府需要建立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使我国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保持经济繁荣、政治稳定。     

收入差距、位置消费与社会稳定

适度、合理的收入差距,不仅是激励人们竞争,促进发展的重要务件,也是位置消费产生的基本条件;但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则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不利于提高有效消费,而且可能产生畸形的位置消费行为,甚至会因此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分析和研究目前收入分配问题时,应当从位置消费的新视角研究它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位置消费有利于我们从人们相互比较的满意度中观察改革的效果,权衡各项利弊得失,并及时地采取微调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改革的摩擦和阻力.     

Social Security Reform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implementation issues arising from potential reforms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Many reform proposals involve individually invested accounts, bu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of such accounts have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Existing reform plans will result in a large fraction of votes being concentrated at one private fund manager. The implication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ebt management under alternative fu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evaluated. The use of futures to construct synthetic investments could alleviat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ebt management problems.     

论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考虑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将肩负社会责任作为衡量管理者履行受托责任、保障利益相关者利益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认为社会责任的实质是公司与各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和责任关系的体现.利益相关者理论扩大了公司委托者范围,其影响并非是公司负担的加重,更深层次上讲是公司长期发展的需要.相对独立的公司第三方监督机制具有作为监督者的先天优势,扮演着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问桥梁与安全带的双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