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特征分化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文章基于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宏观背景,从农户经营特征分化视角出发,分析了当前异质性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机理,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全职型农户均有较强的土地转入意愿,但普通农户因土地流转市场缺失难以转入土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租承受能力较强且受到政府支持,转入土地较容易。非全职型农户中,兼业农户基于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与社保功能,倾向于维持现有土地规模;工商农户具有较强的土地转出意愿,但土地流转市场缺失、种粮补贴政策扭曲、土地社保功能突出制约其转出土地。据此政策启示:建立健全各类农户创新创业投资的激励诱导政策,促进农户经营特征有效分化,提升农地流转有效供需水平;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保制度,消除土地准社保功能,促进农地在各类农户间有序流转,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     

承包地确权、农业补贴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发现：承包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的几率，且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面积。农业补贴也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几率，同时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面积，但减少了农户土地转出面积。承包地确权显著增强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入几率和转入面积的正向影响，但显著降低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几率的效应，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面积的效应受土地确权影响不显著。承包地确权和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地区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组织形式、上一年农业产出及投入等均对农户土地转入有显著促进作用。较好的土地生产条件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建议通过深化“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加强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改善土地质量等途径来促进土地流转。     

集体行动、风险分担与土地流转

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地权稳定性的不断强化并未扭转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增速持续下滑的颓势。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集体行动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集体行动程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出决策,但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存在抑制作用。此外,集体行动对农户土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对处于成长期和稳定期的农户和转移就业的农户表现更加明显。具体的作用机制有两条：一是“集体行动—失地风险下降—土地转出增加”,二是“集体行动—土地质量损耗风险下降—土地转出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集体行动提高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时间交易成本,因而需要警惕集体行动在促进农村土地转出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车”行为。     

农户兼业化的演变及其对土地流转影响实证分析

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户家庭收入构成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农户兼业化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过程。更进一步采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建立biprobit模型研究农户兼业化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细分探讨了农户兼业化对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农户兼业化程度逐年加深,其中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农户兼业进展缓慢;②存在以非农就业、理财投资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出概率和以农机投入、农业补贴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入概率的显著中介效应;③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随着农户家庭平均年龄增加分别呈正U形和倒U形关系。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兼业化程度的农户采取分类管理、针对施策,以激发土地流转,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3年吉林、山东和陕西3省42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就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有重要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家庭非农就业人员越多,农户发生土地转出行为的概率越高,土地转出的面积越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企业和服务业,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以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以及建立健全基层土地流转服务组织的政策含义.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影响及对策

我国一直以农业大国著称,土地一直是我国政府及农民最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掀起了一股土地流转的热潮.然而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我国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和严峻的挑战.本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并对其流转行为进行具体的分析.本文以河南省灵宝市宋曲村为例,基于150份农户的调查数据,从农户的个体特征、农户的家庭特征以及农户的社会保障认知等几个方面,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来了解宋曲村土地流转现状,对土地流转体系提出适当的建议.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是土地流转和经营的主体,农户行为对土地流转规模、流转制度和流转模式具有一定影响。随着土地流转的频繁发生,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分析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特征,探索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对规范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建立土地流转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以贵州省为调研区域,以农户家庭为基本单元,在获得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特征,寻找土地流转的微观因素,为促进农户土地合理流转提供依据。     

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Farmers＇ Land Transfer Behaviors

农户是土地流转和经营的主体,农户行为对土地流转规模、流转制度和流转模式具有一定影响。随着土地流转的频繁发生,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分析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特征,探索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对规范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建立土地流转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以贵州省为调研区域,以农户家庭为基本单元,在获得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特征,寻找土地流转的微观因素,为促进农户土地合理流转提供依据。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土地流转示范中心浏阳市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已经成为解决土地闲置问题的有效方法,推动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村产业化发展。以浏阳市调查数据为支撑,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表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农户的性别、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均收入、就业机会、期望流转收益等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重要因素。     

基于元分析的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国内现有的研究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因素的量化实证结果为基础,利用元分析将农户的家庭特征、个人特征、生产特征等方面的具体因素对其流转行为的影响情况进行汇总,解决了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不具有普适性的问题.同时还发现中央不断推行的土地流转政策对于家庭总人数少的农户流转行为的影响力较强,从而找到了政策提升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选择——欠发达地区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及其特点

文章借助科尔曼研究宏观问题的逻辑思路,从个体角度出发,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对欠发达地区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意愿和行为选择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增强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流转意愿、协调流转行为、进而促进欠发达地区土地流转有序推进的政策建议。     

农户转入土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峡库区42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三峡库区427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农户转入土地的行为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农户转入土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甄别,并对农户转入土地行为的主观解释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自身及家庭特征、土地资源特征、环境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农户转入土地行为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耕地面积和地理条件是影响农户是否转入土地的主要因素。     

社会学视野下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自编量表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对8个省的4581个农户的调查,探索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具有4个纬度,即中介支持、土地权益及收益、他人影响以及土地眷顾。     

土地经营权整合与土地流转路径优化

细碎土地供给与规模土地需求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我国土地流转的主要矛盾。细碎土地的交易特征决定了分散式流转面临过高的交易成本。在我国当前土地制度下，只有调整土地流转的交易装置，才能推动细碎土地的规模化流转。相对于分散式流转，整合式流转通过“两次流转”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细碎土地的转入和规模土地的转出。整合式流转的关键是中介组织对细碎土地经营权的整合，将细碎土地的经营权整合为规模土地的经营权，并差异化地流转给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依赖于中介组织对土地流转双方特别是土地承包户利益关系的整合。相对于地方政府和村庄能人，村社组织作为中介组织在推动细碎土地经营权整合方面更具优势。因此，为了更好地优化我国土地流转路径，应该推动整合式流转、加强土地经营权整合、发挥村社组织的整合功能。     

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重要禀赋资源，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具有重要影响，但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收入及收入构成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同。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的影响，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及家庭收入的量化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土地流转促使转入户经营性收入增长和工资性收入下降，而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最终对家庭收入影响不显著。（2）农村土地流转促使转出户经营性收入下降、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而对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最终促进家庭收入增长。（3）农村土地流转对土地要素禀赋不同地区的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上发现可以为完善和优化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进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影响农民转出个人土地的因素的调查——基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未央区的研究

依据2010年1月～2月间对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和未央区土地流转情况的Likert量表调查和访谈调查,从政府行为、土地特征、心理和生活担忧、成本收益比较和流转形式5个维度出发,分析影响农民转出土地行为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如果能够为农民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使他们不再以土地作为自己在外打工遭遇阶段性失业时的唯一退路,并为农民建立沟通实时土地流转供给和需求信息的平台,就能极大促进土地的大规模流转。     

社会保障能够替代土地保障吗——基于新农保对土地租出意愿租金的影响研究

基于三轮（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全国微观追踪调查数据（CHARLS），本文通过分析新农保的实施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和意愿租金的影响，来考察社会保障是否存在着对土地保障的替代效应，并进一步基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来分析替代效应的异质型特征。结果表明，村庄实施新农保促使村庄内土地依赖程度超过平均水平的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租金下降180%；促使村庄内处于土地依赖程度前30%的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租金下降149%；促使村庄内处于土地依赖程度后30%的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租金上升173%。总的来说，社会保障对于土地保障的替代效应主要作用于高土地依赖型的农户。     

转移距离、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证据

利用9省(区)农户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越远,越能够强化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农户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使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均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劳动力非农转移、体力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依次弱化的区域格局。另外,农户参与分工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劳动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流转三大要素市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为什么土地流转中会出现无偿转包——基于产权风险视角的分析

土地流转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然而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却出现了较多无偿转包现象，这反映了我国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着非正规现象。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无偿转包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无偿转包能够规避土地流转中的产权风险。第二，转出户能够获得的潜在地租越低，转出户的非农化程度越高，或转出户对亲朋好友信任程度越高，无偿转包的情况就越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