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1996-2011年我国对十六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微观层面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促进机构对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集约边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比驻外使领馆对出口增长发挥的效力更为明显;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产品。因此,我国应增加贸易促进机构的数量,尤其要增设贸易促进委员会。     

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动态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2000-2005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层面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出口企业数量)与集约边际(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描述了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和二元边际结构,并考察不同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2000—2005年间尽管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仍大部分是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大实现的;各种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程度不尽相同,经济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流量。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相对出口结构的非对称性影响——来自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分析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鉴Kancs(2007)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考察2004-2007年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谷物磨制品制造业双边相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相对扩展边际,抑制了相对集约边际,且对相对扩展边际促进要大于对相对集约边际抑制。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稳健。另外,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相对扩展边际,抑制相对集约边际;而中国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相对集约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却显著抑制相对扩展边际。由此,文章认为中国应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和国际合作。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5—2010年CEPIIBACI数据库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层面上将中国农产品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然后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混合OLS、随机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了影响贸易增长的多个变量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所占的比重只有15%左右,但发展迅速,因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可变成本、自由贸易协定、经济冲击、农产品中间品属性等因素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以蔬菜出口为例

采用Hummels和Klenow（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3—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扩展边际的贡献,但集约边际在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后发现,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表明中国蔬菜出口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不仅各自影响因素不尽相同,而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也不相同。     

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成为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新维度。文章运用2001-2011年中国与30个主要国家(地区)的HS-6位数细分产品贸易数据,在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细分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要素,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主要归功于集约边际的拉动作用,与扩展边际相比,集约边际更具有"绝对主导、小幅震荡、稳步增加"的特征;不同贸易成本构成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不同。总体上看,"距离在消亡"的同时,与一国实体经济相关的成本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扩展边际则更多地受到外部冲击以及文化、法律等软环境因素的影响。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利用1995—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的HS92六位编码数据,采用H-K测度方法测度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由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拉动,但集约边际起主要的贡献作用,其贡献率在2003年以后到达70%以上。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贸易成本、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与中国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贸易成本、人均GDP年增长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扩展边际具有"稳定器"作用,这为解释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脆弱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具有丰富政策含义。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Hummels和Klenow (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0-2013年中国农产品HS-6分位贸易数据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的贡献,但扩展边际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借鉴Chaney (2008)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农业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主要影响集约边际,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显著负面影响.     

国际分散化生产导致了扩展边际增长吗?——来自中国出口产品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中1996～2005年HS-6位数产品层面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其中总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减少,而制造业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增加.同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可知制造业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的程度日趋加深,这正是导致制造业出口扩展边际增加的主要原因.运用引力模型考察中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在总产品和制造业贸易中,贸易国的GDP与出口扩展边际显著正相关,两国之间的距离与扩展边际负相关,而不同的出口目的国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积极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有利于中国出口沿着扩展边际增长,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贸易扩张路径——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二元边际考察

依据Kancs改进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构建了不同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路径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和20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和发展数据模拟估计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的二元化路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2003-2009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与可变贸易成本相比,出口固定成本的下降更能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这一结论反映出当前中国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明我国未来的贸易扩张路径应向贸易扩展边际方向转变。     

流动性约束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流动性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流动性约束是影响我国企业是否出口及出口企业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相比于集约边际,流动性约束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更为显著。同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上述结论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内,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出口基本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入世”是否促进了出口参与?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理论框架,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本研究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角度的稳健性分析,结果均支持了这一结论;(2)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效应与成本效应两个不同渠道促进了企业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著地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对本土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并且入世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的途径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     

中间投入品进口、产品转换与企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本文构建了一个引入多要素投入和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差异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分析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及其产品转换行为对企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结论表明: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进口中间投入品;企业会根据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调整进口种类的数量与规模,发生产品转换行为;通过进口产品转换,中间投入品生产要素流动引起企业要素密度的变动,最终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经验研究显示,进口中间投入品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40个百分点,进口产品转换则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26个百分点。企业通过进口的二元边际提升资本密度,但扩展边际的作用要大于集约边际。因此,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减少企业中间投入品进口及其进行产品转换的外部政策约束,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并进而改善整个经济体的生产与贸易结构,最终推动中国贸易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超越要素价格扭曲的新 “外向型”发展战略* ——基于二元边际分析与产品内分工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是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重要特征。基于二元边际分析和产品内分工视角，本文研究了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产品内分工地位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负向扭曲，扭曲对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形成了制约作用，但对于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起到了促进作用。企业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及其与要素价格扭曲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则不显著。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企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要素市场价格扭曲。     

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理论模型,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与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扩展边际越小。利用Tobit模型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应确实存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绩效——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将中国80余万条制造业出口数据归类到我国国民经济分类制造业,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选择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和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发展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使其能够在最优状态下生产,不仅有利其进入出口市场,还扩大了其出口份额,从而对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积极的影响。此外,FDI缓解了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促进融资依赖性行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与金融发展同样的作用,进一步的估计表明,FDI是通过替代银行信贷而发挥作用的。     

贸易便利化与FDI对中国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

笔者将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并利用中国1995年~2010年HS-6位数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和FDI对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双边贸易便利化对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的影响,并且中国贸易便利化作用较大,而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价格边际影响不显著。FDI对三元边际都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数量边际。识别各因素的作用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和质量的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持。     

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来自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

当前,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逆全球化"思潮涌现,国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文章采用2009?2011年GTA数据库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定量识别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1)国外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显著地降低了受影响企业的出口规模,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每增加1次,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17%左右;贸易保护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52%左右.(2)从影响机制看,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制造业出口的抑制效应是通过降低出口的数量和质量来实现的.(3)贸易融资对制造业出口的边际影响最大,而贸易救济措施是对制造业出口整体影响最大的贸易保护措施.(4)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外资企业、同质产品以及中间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既为理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在持续推动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应对贸易保护壁垒提供了决策依据.     

工资、生产效率与企业出口——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分析

在劳动力供给下降、工资逐年上涨的背景下,生产效率提高的幅度超过工资上涨的幅度会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这意味着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得以提升,从而可以激励工业企业更重视国内市场的开拓.文章综合工资和生产率因素,以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企业的竞争力,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单位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影响.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单位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出口密集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会抑制企业出口,企业会降低出口密集度并增加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Heckman选择模型两步法也表明,单位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会导致企业减少出口倾向和出口密集度.     

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三元边际分析框架对21世纪以来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拉动,价格提升和种类增加对出口的贡献很小.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对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规模对汽车产品出口增长的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对价格边际存在显著负影响,而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对汽车产品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行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对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影响,对价格边际存在显著负影响.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保持目前出口数量带动出口增长的同时,必须通过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工艺水平和培育自主民族品牌等手段,提高出口的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汽车产品出口的持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