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任务变迁与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价值链上下游关系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文章基于价值链上下游的视角,测算了外资企业的国际分工任务在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并考察了其动态变迁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方法,文章从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考察了外资企业及其任务变迁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这一溢出效应随着外资企业的任务变迁而逐渐弱化;由于市场化转型时期民营企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所有制歧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存在明显的负面竞争效应,恶化了内资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而这一负面影响作用随着其任务变迁而逐渐弱化。为此,政府应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将有利于改善内资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企业价值链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技术创新和企业价值链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7年到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对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而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结合企业价值链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应用也均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市场营销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大一些,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对于价值链为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价值链为购买者驱动型的产业,市场营销智能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这也主要是因为市场营销智能化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部门要着力构建促进企业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的重点,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     

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与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对广西1996-2015年的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呈“两阶段”跃升特征。知识型人力资本呈 “两阶梯”增长态势,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价值链低端生产呈 “U”型走势,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不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实证考察

基于2009～2019年中国海关和财务数据库匹配的701家上市公司数据,文章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框架分析了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汇率变动会通过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这两种中介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前者的中介程度为1.457%,后者的中介程度为49.181%,而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在汇率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非国企、制造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的中介程度较为显著。鉴于此,增强汇率弹性、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创新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推动作用。     

进口竞争、企业退出和进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逐渐提高,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成为影响企业退出和进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首先,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进口竞争对企业退出和进入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较大程度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退出,而没有显著地影响企业进入;其次,考察了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对存活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均显著提高了存活企业生产率;最后,基于对总量生产率变化的DOP分解,分析了进口竞争对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竞争通过引致企业退出显著促进了总量生产率增长。文章认为,无论从微观还是总量层面看进口竞争对淘汰低效率企业和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9年31省市1019家战略性新兴企业数据，利用全局参比的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高，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然后才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增进；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存在东部大于西部大于中部的特征，但结合分解项看西部和中部地区正不断追赶；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不同行业间差距明显，最高的为新材料，最低的为生物和新能源汽车。文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服务贸易、结构变迁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前向关联效应与后向关联效应

本文利用30个省份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共计120张投入产出表,结合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测算细分种类的服务贸易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服务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服务贸易可以显著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前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277%;后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882%。(2)随着产业结构变迁,服务贸易的后向关联效应依旧可以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前向关联效应则无法为服务业TFP的增长提供支撑。(3)细分行业后发现,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结构变迁诱发前后向关联效应对TF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因此,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发挥服务贸易前后向关联效应,对实现长期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基于DEA-Malmquist的跨境电商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随着国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立,跨境电商上市企业以新模式高速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企业技术效率、管理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和核心指标。跨境电商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0.941,技术效率降低是其主要原因;技术进步推动的全要素增长率提高主要体现在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型企业和跨境贸易应用型企业上。华南、华东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不断提升的趋势,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较为良好;而华北、东北、华中和西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发展速度受到制约。因此,跨境电商企业应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多措并举提质增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强化企业发展优势;积极落实政府政策,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建立成本管理体制,科学合理控制规模;提升人才队伍质量,做好企业长远规划。     

全球价值链治理、破坏性创新与本土产业升级——以深圳手机产业为例

本土产业发现并利用产业技术能力演化过程中出现的破坏性创新机会,以低端破坏进入主流市场,颠覆行业竞争规则,取代原有技术成为新的行业标准,从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和技术跨越.本文以深圳手机产业为例,研究本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发展的特征、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以及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对2013—2020年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理位置省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中部、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应从政府、企业角度加大该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外资企业进入内销市场的障碍与对策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外资企业进入内销市场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东莞调查的情况看,外资企业的内销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原因就在于目前内销市场还存在外部进入障碍和内部市场障碍。为此,政府应转变外销优于内销的政策倾斜;改变把国内外两个市场截然分开的政策与管理模式,统一准入标准;发挥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区整合物流、强化内销的作用;加强内销市场的监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规范企业行为。     

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域的证据

文章将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开放经济下金融发展在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并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还能促使贸易结构优化。但是从具体的金融指标来看,只有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增加和以存贷比表示的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才能产生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效应,而贷款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产生这种效应。并基于这一结论,用金融发展对贸易影响的回归拟和值来考察全要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证明了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存在性,但这种效应只有东部地区才有,中西部地区有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滞后而不存在这种效应。另外这种效应的发挥主要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实现的,其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同时在实证检验中还发现,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受到各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即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建筑企业工业化建造产业价值链的形成路径及价值研究

建筑业的发展趋势是协调统一的工业化发展。通过对建筑业产业变革与工业化建造产业升级后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明确集标准化、模块化、信息化、绿色化为一体的协同动态增值链——产业价值链的形成路径。基于模块化理论,建立工业化建造产业价值链的动态演化系统价值模型,依据模型演化规律对产业价值链的整体价值进行理论测算,并结合三大分配系数进行价值分配研究。最后根据测算结果提出建筑企业发展建议,为工业化建造的蓬勃发展提供新动力。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基于价值链的中小物流企业联盟研究

随着社会生产分工不断深化,企业之间建立动态联盟顺应了产品空间的分化与市场空间价值链一体化的需要。我国物流业缺少物流巨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企业初具规模且有稳定的客户群外,大多数物流企业规模小、利润低、客户少、人才短缺、资金匮乏、信息封闭。中小物流企业自身资源有限,品牌可信度不高,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应采取各种联盟方式共求发展。     

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依赖关系——基于TiVA数据的实证分析

附加值贸易核算比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更能真实地反映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获利。基于此,文章通过对附加值的原理进行理论解析,利用WTO-OECD的Ti VA数据,测算了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依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两岸以附加值角度统计的出口额均大大缩水,台湾地区更甚;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均很高,但地位指数均较低;从上游依赖度和最终需求贡献率来看,两岸目前虽均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依赖度较高,但正在逐步减弱,而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度呈上升趋势。全球经济版图正在重构,大陆的作用和地位不可小觑;两岸应大力加强产业合作,继续推进ECFA后续协商,共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携手应对不确定的国际经济。台湾地区如果一味推行新南向政策,将难以奏效,并会加大未来台湾地区经济运行风险。     

价值链系统分析方法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

价值链系统分析方法区别于传统的产品分析方法。通过价值链系统分析方法的三个重要特征:价值链是租金的储藏地,价值链有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及价值链的动态效率的分析,本文认为,只有运用价值链系统分析方法,通过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实现企业升级和动态效率,进入高租金领域,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才能满足科学发展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