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与创新绩效——基于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视角的分析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区位布局呈现出市场多元化以及嵌入东道国市场程度不同的特点,这一情形导致"逆向溢出效应"的条件有所区别。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回答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对外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投资深度的作用呈"U型"变化;(2)制度多样化程度正向调节对外投资广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对对外投资深度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弱;(3)对投资目的地以及企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距离方向、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类型会左右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不同投资动机和所有制也会影响两者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理论的研究边界,也为政府和企业如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基于实证研究的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

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为理论框架，根据对230家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母公司的应答问卷分析，对日本在华投资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开拓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以及实现母公司全球战略及其业务活动一体化，在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驱动因素里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根据因子分析，其在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可以归纳为市场寻求型动机，资源寻求与转移型动机，以及竞争压力与效率寻求型动机，并以市场寻求动机为主。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就业

近年来，我国流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而国内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流出对外直接投资将对母国就业产生极大影响。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就业的各种情形，认为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国内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大小，并针对我国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理论及中国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加深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显著。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国外多重因素作用,国内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就业日益成为我国理论和实际部门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综合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效应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我国就业的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数据匹配法为2005—2007年1498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过检验本文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与其它投资动机相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三,与其它东道国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第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     

“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中国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齐头并进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2004—2013年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集,研究"引进来"对中国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引进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商投资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均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溢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考虑了内生性情况下都是成立的。进一步地,外资溢出对企业向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影响较强;对于商贸服务型、研究开发型、垂直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发现外商投资在直接促进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还通过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间接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结论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升级以及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较重要的政策含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解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基于速度、时间和经验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时间和经验三个维度全方位刻画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态决策图景，分析企业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部机理。研究表明：（1）投资速度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尚处于创新改善区间，积累投资经验和延迟投资时间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激励和抑制效应。（2）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相比，高质量发明专利受到的激励和抑制效应更大，且因企业所有权、行业和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3）对外投资动态决策不仅影响研发强度，还促进研发效率改善，可通过收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效应影响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断积累投资经验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尤其是高质量创新风险。本文为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转型升级以及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笔者依据2005年～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国内投资、产出及就业等视角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研究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产出产生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用.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但不同区域、不同视角的影响效果不同.     

产业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能够促进已投资企业向海外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多元化程度,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作用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生产率越高,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越强;相比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