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从全国水平来看,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外溢能够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创新产出,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着地区差异;OFDI的逆向技术外溢对东部、中部两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较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此基础上,文章就进一步提高OFDI的逆向技术外溢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建议。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采用2007~2013年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且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强;相比于传统电子制造业,对技术水平要求更高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更好。为此,本文作者提出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寻求技术、扶持产业内大型企业集团、注重提升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实施差别化OFDI战略的对策建议。     

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本文利用1985—2012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在美技术获取型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同时,从吸收能力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程度与技术差距对中国在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中美适度的技术差距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但中国高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经济开放度及金融发展程度不深制约了中国企业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阻碍了中国对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首先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进行了详细分析,然后运用2003~2015年中国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系统GMM检验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向影响,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促进国内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对外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状况都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因素。最后将样本数据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最大。     

技术势差、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高端化北大核心CSSCI

现有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鲜有文献将效应的研究延伸到产业高端化。本文作者基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在加入技术势差后,用门槛模型对中国省级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在一定程度的OFDI规模和技术势差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高端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跨越"拐点"后,这些作用会变为负向且不显著;FDI技术溢出有助于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水平,但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技术溢出的影响并不理想。这表明,合理控制OFDI规模和技术势差有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正向效应的发挥。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和迭代式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但与企业的迭代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该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高管海外经历强化了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另外,通过对行业层面的创新绩效进行分解研究发现,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是OFDI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渠道。本文研究结论可为高技术制造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支持与政策依据。     

技术动因、制度调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87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技术动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低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输出特征,对高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获取特征。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在高、低两类技术水平国家的OFDI的调节存在较大差异。在低技术水平国家,东道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越差、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大越有利于增强低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在高技术水平国家,经济制度增强高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而政治制度则限制中国OFDI的技术获取,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小越能促进东道国高技术水平的吸引力。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OFDI的网络化趋势及其默会知识逆向溢出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嵌入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视角对中国OFDI的网络化趋势特点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剖析OFDI默会知识逆向溢出的理论机制;最后,分析影响OFDI网络中默会知识逆向溢出的因素。本研究者认为,宏观层面,中国OFDI从投资规模、行业分布和区域布局等方面表现出网络化趋势;微观层面,中国企业已初步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全球营销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OFDI默会知识逆向溢出主要包括国家间转移和企业间转移两个维度。此外,本文作者还认为,影响OFDI默会知识逆向溢出的因素主要包括网络成员信任程度、信息开放共享程度和共同解决问题程度等网络嵌入性因素,以及知识吸收能力和OFDI合作方式等默会知识溢出调节因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改革视角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产能过剩,供需出现错配情况,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改革自生创新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系统论述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外和国内两个阶段的逆向技术溢出传导机制,针对O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选取1995~2014年数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分析表明,OFDI对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几种获取技术的路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均显著,但影响效果不同。国内研发和OFDI对创新作用的影响最大,进口的影响力度次之,引进外资(IFDI)对创新的提升作用最小。研究得出结论:OFDI存在创新效应,能有效驱动我国供给侧改革。     

不同投资方式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OFDI发生逆向技术溢出的四阶段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绿地、并购以及合资三种不同投资方式对技术逆向传导的路径、程度的不同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我国18个行业2004~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就我国企业不同方式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长短期分析,并结合行业特点考察上述效应的行业差异。实证研究表明,并购在短期中的效果更优,而绿地在长期中的技术提升效应更好。合资方式对致力于获取海外先进技术的OFDI而言是不可取的。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采用并购、合资等方式能够产生更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而服务行业采取绿地投资方式效果更好。     

OFDI与中国工业产能利用水平波动

本文在对二元OFDI与工业产能过剩关系的机理分析基础上,基于1994-2014年的样本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路径——顺梯度OFDI与逆梯度OFDI,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重点分析了两类OFDI对中国工业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顺梯度OFDI、逆梯度OFDI均对工业产能利用水平具有正向作用.顺梯度OFDI通过在国外投资建厂,会直接带动开采挖掘设备和相关维护设备的出口以及国内一些以自然资源为原料的加工制成品的出口,从而提高中国工业产能利用水平.逆梯度OFDI在初期也会带动一部分产品的出口,但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国内母公司通过消化吸收由海外子公司传回的国外先进工艺与技术,对本国产品进行加工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刺激产品需求,优化产业结构,达到化解产能过剩的目的.     

发展中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理论述评与展望

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赶超式发展的途径主要是依靠技术。除了贸易和引进外资以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借助对外直接投资（OFDI）,到技术要素密集度高的发达国家去投资,主动获取技术溢出,通过技术的国际传导机制带动母国的技术进步。本文从国内外两个角度概述了近期有关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的文献,梳理了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不同理论基础以及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国际传导机制的影响因素,以及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中国技术获取型OFDI战略选择分析

为适应经济转型以及提高自身竞争力,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逐渐兴起,而其中,技术获取型OFDI占据主要地位.本文依循产业选择—区位选择—进入模式选择路径,归纳总结了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OFDI的特点与现状,分析其在上述三个环节中的策略选择,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投资动机约束下的东道国制度偏好分析

将中国OFDI动机区分为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将东道国区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东道国制度细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检验发现中国OFDI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具体投资动机上,对东道国制度偏好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即低政治制度偏好和高经济制度偏好。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特征与全样本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而对发达国家则表现出了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内的整体高制度偏好。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中国持续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样本OFDI促进了持续创新,但区域差异显著,OFDI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创新,而对东部地区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全国样本门槛效应检验中,随着OFDI规模的逐渐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断减弱.适度规模的研发投入和适度的制度水平对OFDI与持续创新关系的影响最显著;分区域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后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均不存在制度水平的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在OFDI规模约束下与全国样本结果类似.中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和研发投入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随着OFDI规模的增长,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且正向影响在减弱,随着研发投入中研发经费的增加,OFDI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与展望

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寻求的特殊目的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否产生、效应测算的大小以及影响因素和相关的微观机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但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脉络和确定性的研究结论。文章在界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概念的基础上,分别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影响因素以及溢出机理方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论述,据此分析已有研究的进展以及不足,并尝试描述未来的研究方向。     

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双向投资的性质与协调发展

我国的双向投资(IFDI与OFDI)能否协调发展不仅取决于二者在"量"上的关系,更取决于二者在"性质"上的关系。文章以我国城乡非均衡发展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为背景,基于双向投资的性质,对我国双向投资能否协调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垂直型的OFDI与水平型的IFDI是相互协调的,中部地区垂直型的IFDI与水平型的OFDI也是相互协调的。因此,我国各地区的IFDI与OFDI虽然存在异质性,但是都协调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为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走出去"战略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3~2012年中国OFDI的69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FGLS模型重点考察了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及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海外华商网络对我国OFDI产生正效应;运用Hansen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考察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的门槛值,发现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这为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与支持。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我国企业OFDI的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