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本地国民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经济学领域,传统国际投资以及现代跨国公司理论,解释和分析了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因此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的国内外效应

本文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国内和国际效应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虽然激励政策在总体上对一国的国民经济有利,但它产生了扭曲,只能达到次优而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时,它还会产生包括税收竞争、国际收入分配不均衡、地区冲突升级以及国际贸易格局扭曲等较大的国际负效应。因此,只有建立全球统一的外资政策,对激励政策的使用也加以规范,才能够减少扭曲,更有效地推动投资自由化的发展。     

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以限制外资为动机的国际投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影响了跨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匹配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国际投资保护在总体上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效益,还降低了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②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的不利影响具有异质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的不利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因国际投资保护遭受的不利影响更大;③国际投资保护会通过削弱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技术溢出中获取的收益而产生间接不利影响;④母公司拥有更多海外背景高管和对东道国的文化输出分别是调节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负面影响的微观和宏观因素。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国际投资保护会危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因而应对国际投资保护是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东道国外资规制政策互动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鉴于传统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忽视了国家分析视角的重要价值,不少学者开始侧重从宏观实证角度来分析FDI对一国产业、贸易、市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从微观上看,FDI不仅是一种跨国的资本投放方式,更是一种包含资本、技术、管理等国际经营活动要素在内的“打包型复合产品”,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是多渠道和多重性质的。在存在溢出效应、信息不对称和政策俘获情况下,文章使用新政治经济学的政府规制分析框架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多个东道国之间配置其投资预算时,东道国外资规制政策国际协调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日本对内直接投资政策的演化、原因及未来动向

战后日本的引进外资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外资进入到积极欢迎鼓励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变化．政策变化的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的变迁要求政府政策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今后日本将会进一步放宽各种有关对内直接投资的规制．     

试析外资投资我国银行业

外资投资我国银行业是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本文从外资投资国内银行业的现状出发．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角度分析了外资投资国内银行业的动因．进而通过分析外资投资国内银行业对我国银行业乃至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安全有效利用外资发展国内银行业的相关对策建议。     

美国外资监管新政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比较

2018年美国外资监管政策做出重大变革,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中美战略竞争也逐渐升级,中国对美投资遭遇更多限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外资东道国,厘清其外资监管政策的变化及影响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归纳并总结了美国外资监管新政的变化,并基于与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新政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作为对美投资的“后来者”,在美投资存量仍相对有限,但美外资新政对中国投资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数量、效率和产业范围均受到更显著的冲击和限制。中美竞争在中长期内或将持续,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长期博弈的新常态。     

中国对欧盟跨境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及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跨境直接投资对欧盟产生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国际话语权的影响,找到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关键症结所在,从中得出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对欧盟跨境直接投资的政策和经营理念创新方面的措施建议。     

美国外资监管新政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比较北大核心

2018年美国外资监管政策做出重大变革，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中美战略竞争也逐渐升级，中国对美投资遭遇更多限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外资东道国，厘清其外资监管政策的变化及影响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归纳并总结了美国外资监管新政的变化，并基于与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新政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作为对美投资的“后来者”，在美投资存量仍相对有限，但美外资新政对中国投资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数量、效率和产业范围均受到更显著的冲击和限制。中美竞争在中长期内或将持续，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长期博弈的新常态。     

浅议TRIMs协议与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的关系

在国际直接投资风险的诸多因素中,东道国投资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对于投资项目、区域的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东道国对外来投资的过度限制——投资壁垒是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直接面临的障碍。同时由于WTO各成员国引导和管辖外资的权利开始受到以TRIMs协议为代表的多边纪律的约束,东道国对国际投资管制的放松、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投资环境的改善,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必将提供更大的发展和更多的成长机会。     

中国引进外资的趋势、动向和政策调整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发生在20多年来国际资本流动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自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外商投资活动出现了一些重要新变化。独资企业和跨国并购的增加都反映了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新的突出问题。针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外资政策将会按照更多地依据公平和反垄断原则进行调整和细化,同时,加大鼓励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也是必要的。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不同来源外商对华投资市场

本文将国际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运用多元统计计量模型以及大样本数据抽样统计推断方法,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等不同来源的资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市场战略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对影响不同来源外资在华投资的因素进行鉴别和对比,将不同来源外资的不同市场战略作为影响其技术转移和国内产业配套行为差异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重庆市为例的分析

文章以重庆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为具体研究对象,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及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重庆市扩大引资充分利用外资的建议。文章认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重庆市资金的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与全国和其他省份相比,在引资的规模及外资的质量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影响

经济改革以来，外资对我国出口结构升级的贡献极为突出。本文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我国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有“重叠性”特征，对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并发现了利用FDI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不同来源外商对华投资市场战略差异的因素分析

本文将国际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运用多元统计计量模型以及大样本数据抽样统计推断方法,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等不同来源的资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市场战略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对影响不同来源外资在华投资的因素进行鉴别和对比,将不同来源外资的不同市场战略作为影响其技术转移和国内产业配套行为差异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及我国的对策

我国对外开放以来,一直对吸收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抱很大的希望。然而迄今为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我国投资环境方面的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投资环境,特别是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有关。因此,了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外资政策,乃是加速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重要前提。     

国际投资:实践的演变与理论的发展

70年代之前,当国际直接投资尚未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时,西方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主要以古典理论为主.古典理论以传统的比较利益原则来解释国际资本流动,认为导致资本国际流动的原因与导致商品的国际流动原因是一样的.该理论认为,比较利益决定国际分工,自然禀赋和制度上的差异决定着资本积累率,这两者的结合又决定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并引起国际资本流动后来,以国际收支为分析出发点的资本流量理论、资本存量理论及货币分析法则从利率、资本流动的存量规模和一国的货币供应等不同的角度对古典资本流动理论作了补充.70年代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作用的不断增强,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国际投资理论使成为主要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20年来,国际投资理论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理论发展教都与国际投资的实践演变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文将在分析国际投资实践与理论发展关系的同时,拟对西方70年代以来有影响的国际投资理论.     

亚洲“四小龙”吸引投资政策的新变化

外国直接投资对亚州“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日对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的增长,亚州“四小龙”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果断调整外资政策,在吸引投资的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论东亚各国资本移动自由化的影响——资本移动自由化的文献综述

亚洲各国的资本移动自由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之间。历经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亚洲各国的资本移动情况各不相同。以韩国为例,亚洲危机之后,外资流入股市的比例激增;另一方面,流入印尼和菲律宾的外资则多为外债的借入,投入股市及直接投资的比例几无成长。在中国,以其独特的外资管制政策抑制投入股市的总额之外,90年代后期起,更快速的开放国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进入。文章拟就有关国际资本移动自由化既存的研究作简单回顾,同时考察亚洲各国对外资管制多样化的各种重要论述。     

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与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比较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与香港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外资利用势头。本文对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与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并对新加坡与香港的外资政策进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