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

在全面实施“双碳”“双控”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政策亦成为助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制度创新视角，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一区域性政策为切入点，采用PSM-DID研究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对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具有较强的融资“增益”效应，且对国有企业和低污染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强。就影响机制而言，绿色金融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外部融资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鉴于此，应完善顶层设计，强化信息披露，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     

营商环境、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发展潜力,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基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视角,采用2010～2021年省级层面营商环境指数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匹配,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使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因绿色专利类别、企业产权、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所处地区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与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各地区应着力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以缓解融资约束,制定绿色发展激励措施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深化绿色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激励企业深化绿色治理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测度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绿色治理对企业效率的估计模型。研究发现,绿色治理显著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且表现出长期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促进效应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深化绿色治理主要通过治理效应、创新效应以及融资效应三种渠道提升生产效率。上述研究从效率变革的视角解释了企业深化绿色治理的作用机理,为相关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启示。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资本投资？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高企业资本投资规模,而且能够增强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了企业资本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强;相比于数字化程度,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企业资本投资的优化作用更强。区分企业资本投资类型后发现,数字金融增加了企业研发支出,对资本性支出无显著影响;区分企业资本成本类型后发现,数字金融能同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此外,数字金融的优化效应具有一定的长期性。本文拓展了数字金融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效果研究,为利用数字金融优化企业资本投资行为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支持。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分析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揭示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1)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上升态势，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辐射模式由“圈层扩散”向“多核心轴带扩散”转变。(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长三角地区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且政策效应可持续5年，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城市的低碳治理将对地理相邻和经济相邻的城市溢出“制度红利”,且对地理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城市资源环境属性和绿色创新效率属性的影响，其在非资源城市和高效率城市中更为显著。     

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开展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引入TOE框架,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进一步探讨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且位于东部地区、行政等级较低的智慧城市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明显;可替代性能源生产、交通、废弃物管理、能源节约领域的绿色创新受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作用效果更突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强化信息化水平、实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提高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的绿色创新均会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一环是资金支持，绿色金融恰是链接资本与“双碳”目标的重要纽带。在“双碳”目标下对当前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行考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法，利用2009～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我国主要碳源的工业和农业部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工业和农业碳排放强度，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现工业和农业碳减排的主要作用机制为支持绿色科技创新和增加绿色投资；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现工业和农业碳减排的过程中，能源效率改善作用尚不明显。本文基于实证结果，从积极推广试点经验、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加大绿色投资力度、持续发力节能提效层面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产权异质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绿色信贷政策在发挥金融资源市场配置功能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将2012年原银监会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一项外部冲击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并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更显著；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的积极效应，并且该政策的实施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对投资不足的缓释作用，且在抑制新增投资的同时能够产生积极溢出效应，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     

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创新双元视角

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双元视角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在不同内外部环境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增强,对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则会减弱;客户集中度高缓解了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而财务柔性削弱了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水平波动区间,在这一区间内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最小,但无证据表明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此外,金融化还会通过抑制创新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发挥深远的间接影响。     

企业ESG表现与供应商绿色创新——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研究

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不断增强,ESG表现逐渐成为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重点。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下客户ESG表现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ESG表现改善可显著提升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表明客户ESG表现存在供应链传染效应。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客户ESG表现主要通过资源获取渠道和利益相关者路径影响供应商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客户为非污染企业、供应商为非国有性质企业,以及客户更注重在社会方面的责任履行时,客户ESG表现改善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基于外部合作者视角丰富了供应商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也为供应链企业如何通过ESG信息披露的传染效应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推动产业模式变化和升级的重要动力源泉,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选取2015-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适度金融化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国有股权参与能否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行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进行绿色战略转型,特别是重污染行业,其绿色技术创新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文选取2008~2020年重污染行业中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研究国有股权参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股权参与能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参与能够通过优化企业外部资源配置、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来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差异、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差异均会影响国有股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碳市场建立对非控排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尚未纳入碳交易体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溢出效应框架分析碳市场建立对非控排企业环保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被纳入碳市场交易促进了非控排供应商企业的绿色创新。其作用机制在于,碳交易下的控排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基于生产网络的压力效应和动力效应,能够激发关联非控排企业的绿色创新意愿,并助推其绿色创新能力提升。这一溢出效应有助于实现非控排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该过程具有方向性,碳市场建立并不存在基于生产网络“自上而下”的治理效果外溢,相关影响在非控排企业客户集中度较高、绿色创新基础较好及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更加明显。此外,碳市场建立的绿色创新溢出效应对于推动非控排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高效发挥碳市场绿色治理效果、深化环保改革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     

环保费改税、贸易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

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环保费改税、贸易约束与绿色创新投入三者内在关联,结果表明:贸易约束会抑制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环保费改税能通过倒逼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环保费改税能显著削弱贸易约束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进一步发现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贸易约束对绿色创新投入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环保费改税对绿色创新投入的倒逼效应更显著.     

退坡政策下绿色信贷能否促进新能源车企创新

基于资源禀赋和创新补偿理论,分析绿色信贷对新能源车企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并从技术门槛和补贴额度视角探析退坡政策对绿色信贷和创新效率关系的影响机制;以63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为样本,考虑产权与地区异质性,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与创新效率间的关系及退坡政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新能源车企创新效率具有提升作用;退坡政策下,绿色信贷对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得到加强;影响效果不受产权性质和地区差异的限制。研究为证明绿色信贷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退坡政策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推动企业实施绿色信贷、适应退坡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绿色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的证据

以2010—2020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绿色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是内部控制质量与绿色投资之间作用的中介变量,即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     

绿色转型还是投机漂绿：金融支持视角下高碳企业的策略选择

面对高昂的绿色转型成本，投机漂绿成了部分高碳企业难以抵抗的诱惑，并逐渐渗透进绿色金融领域。为了加速高碳企业开展实质性的绿色转型，本研究从金融支持的视角出发，构建由高碳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严格监管和金融机构严格审核的“双严”策略以及将企业信用等级与行为挂钩的举措，均能够有效约束高碳企业的投机漂绿行为。增加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服务声誉收益，能够激励其采取严格审核策略。政府的奖惩机制能起到良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但惩罚效果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因此，政府应重视提高高碳企业绿色转型的主观意愿，鼓励金融机构严格化、标准化绿色金融服务范畴，积极发挥政策引导和监管约束作用。     

国有股权参股与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

由于生态环境投入的外部性和资本的逐利性,民营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治理是我国企业绿色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分析了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A股上市的民营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够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相对于污染风险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