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研发与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

自主研发投入（R＆D）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然后运用2003--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1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自主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和三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均与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增长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有正的影响,最后针对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给出发展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贡献的测算——我国制造业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东道国管理水平、技术或生产率进步与提高的作用不断增强。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算技术进步率,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将FDI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分析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起到促进作用的,并且FDI间接效应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直接效应。     

国际R&D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8年中国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3条渠道传递的国际R&D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无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却显著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利用3条渠道的国际R&D溢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程度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作为资本来源，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竞先推出鼓励外商投资的自由化政策。但是，包含先进技术的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提高和经     

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技术进步率、相对技术效率水平以及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都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新兴的研发和技术因素逐渐取代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条件等传统因素,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据此本文认为,对于外资利用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应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培养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本地区的相对技术效率水平、加快推进本地区的技术进步幅度,以提高本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效应。     

海外研发资本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知识溢出

本文首先基于知识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对Coe和Helpman的研发溢出模型进行推导和扩展,并将进口渠道拆分为消费品进口和资本品进口进行比较分析。其次,选择了占世界研发资本近80%的24个国家作为海外研发资本的来源,度量了海外研发资本的存量,按照各个渠道的权重计算得到各自的知识溢出效应。最后,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海外研发资本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商在华投资渠道的不同,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本国R&D资本积累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技术进步具有较显著和较强的正面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在华R&D直接投资次之,消费品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合同的作用则不明显。     

国际技术溢出与我国生产率的变化：基于FDI和进口渠道的研究

本文利用1990—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测算我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基于FDI和进口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技术溢出均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生产率的增长,但随着FDI和进口额的增加,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递减的。人力资本对提高生产率,加快生产率增长速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利用外资问题及对策研究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获得了长足发展，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连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多年来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已成为目前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资本来源和产出来源，而且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的比较

为了合理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希克斯中性经济增长模型,结合索洛剩余法对中部地区及中部各省的技术水平进行了测算;然后以技术水平为因变量,产业结构,地方科技财政支持,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为自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水平进行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技术水平的确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但是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这种促进作用很明显,实施后的作用却并不明显。     

FDI结构性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外商直接投资逐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运用系统GMM两步法,考察了FDI结构性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并利用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FDI流向服务业有利于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2）我国FDI的结构性转变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3）FDI结构变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FDI结构性转变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绩效,优化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首先结合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状况,采用定量分析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论证;然后,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采用定性分析法进一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最终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促进作用的结论.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多地是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且，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直接决定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在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丰裕度决定了我国对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吸收程度，从而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     

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否提升中国工业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的全球分工参与对本国的经济与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2000～2015年中国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和动态EBM-Malmquist指数分别测算了33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程度和低碳全要素生产率(TFP),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了GVC嵌入对中国工业低碳TFP的内在传导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趋势,而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整体略有下降;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内在传导路径为规模效率、环境改善效率与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及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低碳TFP增长,而能源结构、所有制结构对低碳TFP增长表现为阻碍作用,研发投入对低碳TFP未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动能分解

在传统Solow增长核算框架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投入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技能结构深化、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及效率改进等五种动能。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共同驱动,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6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则为35.66%,中国区别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奇迹背后正是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即使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资本投入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能;第三,技能结构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二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2.04%和21.27%;第四,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主要因素,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2008年后中国以及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依据1985～2008年我国对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测算了通过OF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对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从吸收能力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程度受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其中研发投入的不足造成的技术吸收的阻碍更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自主创新作用的实证分析——基于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个省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等三种专利的作用,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没有促进各省的发明专利数量的提高,反而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的发展上。在市场换技术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外商凭借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控制了技术和市场,抑制了国内企业的研发行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水平,必须引导我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我国企业自主研发体系,提高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同时利用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模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学习效应。     

进口、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进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之后,本文采用一个扩展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利用我国1982～2003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实证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作为我国经济开放的两个重要内容——进口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金融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

本文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对中国1991—2017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开放等进行了实证回归分析。计量实证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开放、金融发展、研发支出、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等因素,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不仅可以为一国提供所需的资金,而且还可以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对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在转型升级阶段的大国来说,我们需要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从而促进我国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高技术白主研发、直接技术引进和生产率

基于1997—201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地区面板数据,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理论基础,采用系统GMM计量回归方法,对我国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国内技术购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采用DEA分解方法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方面进行探讨。得到以下结论：1、中国自主研发与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内技术购买不利于自身生产率提高;2、自主研发与国内技术购买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著,其与国外技术引进的交互影响为负;3、将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后,国内技术购买更能促进技术进步而国外技术引进更能促进技术效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