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发展面临四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持久的就业压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近20年中变化很大,80年代是高增长高就业,90年代是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胡鞍钢说,经济的实质性增长应该在两个方面有所表现,其一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二表现为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目前的低劳动生产率就业比重过高的局面显然不利于就业压力的缓解。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都在不断上升,而中国则不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本文在Baumol、Oulton和Sasaki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解释中国这种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寻找其原因所在。模型证明了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服务业特别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TFP增长率为零造成的,随后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与日、美、德、法相比,中国服务业TFP增长率显著低于这几个国家的服务业TFP增长率。由于服务业中的生活服务业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属于真正的"滞后部门",因此,中国的服务业TFP增长率几乎为零主要是由于本应属于"进步部门"的生产者服务业对整体服务业的TFP增长贡献不足所致。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生产者服务业TFP增长率对整个服务业TFP增长率贡献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大规模实现主辅分离以及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像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那样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且国内生产者服务业市场还受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排斥。所以要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就必须大力促进服务业尤其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78～2007年“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转移推动着产业结构演进,进而影响生产率的增长。本文在估计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1978—1992年、1992—2001年及2001—2007年三个阶段生产要素构成的变化和产业结构演进以及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并利用偏离一份额法分析了产业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本文发现劳动力和资本的结构变动度在加快,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较为平滑;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产业内部,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劳动力要素的产业间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现象,资本的产业间转移却并不满足结构红利假说。反而存在"结构负利"。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户籍制度下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生命周期视角

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户籍制度下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就业约束不同，这将导致二者在经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生命周期的视角估计本地和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基于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探讨二者回报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强调流动劳动力的经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异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劳动力的经验回报率显著低于本地劳动力。本地劳动力从5—40年的经验回报率为18.32%—57.19%，而流动劳动力对应的经验回报率仅为11.29%—40.60%。流动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更短，参加工作后的人力资本投入更低，从而导致其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于本地劳动力。核算结果表明，忽视流动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低估1.99%，对省际经济发展差距的解释力被低估1.16%。本文为提升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的政策启示。     

农村劳动力转移效率工资与产业集聚的规模

本文利用经我们扩展了的Harris-Todaro模型,同时加入Shapiro-Stiglitz模型的效率工资分析模式,在二元经济结构假设下,分别探讨了农村劳动力不具有无限弹性、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情况下产业集聚的规模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规模受外部规模经济的强弱、制造企业和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的高低、以及各生产要素间的替代弹性的大小等因素的影响;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导致区域外迁入的劳动力回流,制造业部门产业集聚规模可能下降.     

影响工业服务外包的因素分析——基于22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失衡,出现了服务经济悖论,其重要原因就是工业部门服务内置化。2009年,山东、浙江等工业大省相继出台了推动制造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意见,取得了一些效果。本文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了我国22个工业部门的服务外包度,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影响工业部门服务外包的因素。检验结果表明,工业部门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外向度、生产率以及税收、金融制度对工业部门服务外包具有重要影响;推动工业服务外包的思路是实行工业强国战略,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围绕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业,创新服务业发展模式,提升服务业效率;完善税收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降低服务外包交易成本。     

中国城市结构调整与模式选择的空间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城市结构调整和模式选择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强度呈现规律性的递减趋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生产率的高值集聚区逐渐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城市间劳动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在0-850公里范围内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波峰出现在450公里左右;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东部城市产业内的高端化升级以及中西部城市对东部城市产业的有效承接,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而由劳动力跨行业配置引致的结构性失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负向效应;对中国城市化而言,城市多样化模式比专业化模式更能促进城市规模扩张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最后,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围绕消除"市场分割"、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架构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资源错配理论研究框架,构建了包含集聚因素的资源错配改善效果模型。进一步将资源错配程度细分,计算了排除集聚因素影响的分行业资源错配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72%的行业资本配置不足,69%的行业劳动力配置过剩;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配置普遍过剩,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资本配置普遍不足,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力配置存在明显缺口。产业集聚的改善效果主要通过产业集聚形成的降低资本门槛和优化劳动力结构来获得,能够在资本配置过度和劳动力配置不足时改善资源错配,弹性作用分别为0.0737和0.1460;但在资本配置不足和劳动力配置过度时加剧资源错配,弹性作用分别为0.0568和0.0292。资本门槛和劳动力结构通过与产业集聚的协同作用,对资本配置不足和劳动力配置过度产生积极作用,强化并补足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本文通过分地区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集聚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改善效果更好,集聚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改善范围更广,这为优化中国产业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平衡地区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资本与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中国案例与国际比较

本文使用分产业增长核算法研究了中国资本与劳动力的产业间配置的增长效应。本文发现,目前对投资的统计是按投资主体而非使用主体来进行行业归类.直接使用这些数据测算各行业资本存量会严重高估第三产业的资本存量,得到资本配置"结构负利"和资本配置严重违背效率原则等失真结论。通过剔除房地产业,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间资本配置基本符合效率原则,资本配置结构效应不明显。本文的测算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产业间配置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平均为0.63个百分点,与剩余经济增长率和剩余TFP明显正相关且有推动作用,并呈现出十年左右的"改革周期"。与其他37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的比较研究表明,截至2017年,中国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仍将处于较高阶段;2017—2023年,结构效应将明显下降,结构性减速压力将迅速增强;2030年以后,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将于低位徘徊,此时经济可能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该发现有助于更好地判断未来经济增长趋势。     

劳动报酬占比变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

劳动者报酬GDP占比下滑是中国劳动收入增长背景下的客观事实。在农村剩余劳动供给相对充裕条件下,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劳动边际产出效率变化。二元经济下的工业化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资本替代劳动是劳动报酬产业内效应变化的主要原因,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劳动工资引导劳动要素从劳动报酬较高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劳动报酬占比产业间效应下降的原因。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力绝对供给能力面临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供给能力减弱,劳动供给曲线左移将替代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劳动报酬的决定,直接提升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成本并带动产业内劳动力报酬提升。     

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内容。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是高技术产业创新向中低技术产业转移和扩散,带动中低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本文从知识生产函数角度,构建了一个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增长模型,提出了产业间创新驱动指数。根据产业间创新驱动指数的变化,创新驱动发展可分为嵌入驱动、协同驱动、融合驱动和逆向驱动四个具有周期性特征的循环过程,不同阶段的高、中低技术产业发展表现为"收敛"、"融合"、"锁定"、"发散"或"挤出"等不同趋势。干中学、研发和知识溢出等内部因素,以及知识产权、FDI和企业规模等外部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着中低技术产业增长向高技术产业收敛或发散的过程。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嵌入驱动阶段,驱动效果显著,高技术与中低技术产业间呈现"收敛式"发展态势。其中,知识溢出、研发、干中学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要素,FDI和企业规模对创新驱动发展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创新驱动发展需要高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协同创新与发展,也需要在创新驱动和FDI、企业规模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关系。     

基于Laspeyres分解法的中国碳生产率影响因素解析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动的紧迫形势下,碳排放约束生产的现象开始凸显,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经济低碳化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碳生产率,本文运用Laspeyres分解法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解析,并以2000～ 2010年为样本期,定量研究了碳排放结构变动、低碳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中国碳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并从行业角度对碳生产率增长波动性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低碳技术进步是驱动碳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不合理的碳排放结构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先进低碳技术的行业部门碳排放空间不足是导致碳生产率增长缓慢根本原因.从行业角度看,各部门碳排放结构调整和低碳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变动贡献程度有所不同.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些简单的对策建议.     

中国省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测算并分析了中国省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绿色技术效率改善、绿色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中国省区工业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省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这主要由绿色技术进步推动。通过对工业增长源泉的分解发现,中国省区工业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基于上述结论,并结合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从增强创新能力、发展对外经济、壮大工业企业和加大治污力度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省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必由之路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产业,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的是靠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本文认为,实现"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此,要准确把握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及特点,全面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借鉴国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积极探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路径.     

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及行业差异——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根据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了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比率,并以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不同形式的外包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察了外包对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工业行业中,外包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大于物质投入外包:高技术、低开放度以及大规模行业中国际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有两个原创性贡献:一是区分了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对中国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差异;二是发现行业性质影响国际外包对生产率作用程度的大小。     

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升级方向与路径选择

伴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迹象的不断出现和强化,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已经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这一问题判别的最重要科学依据则应该是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分析。本文采用新近发展的空间面板模型,在测度要素配置对本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效应的同时,还测度了要素配置对其他地区经济的间接溢出效应,以判别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等资源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效果。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3年间,劳动力对三次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对第二产业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但伴随着显著且更加严重的负向溢出效应,总效应显著为负,而对第三产业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正向总效应显著;技术进步对三次产业的促进效应均显著。由此可见,劳动力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说"不存在有效的科学依据;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行之有效的驱动力量,但不是在第二产业而是在第三产业;技术进步才是驱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同时也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方向和必然的路径选择。     

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我国工业企业的发展

本文通过搜集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了工业企业的经济模型和较为准确的α和β的值，进而得到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与全员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通过二者的比较，显示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时期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     

考虑价格因素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价格因素引入模型中,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指数模型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分析我国的资源错配状况及其来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价格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高估问题,技术进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日趋显著,由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是现阶段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进步和价格扭曲加剧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改善了资源错配,而市场分割和工业占比则起到抑制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以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改善地区价格扭曲程度。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加快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培育开放的市场化动力、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启示。     

全要素生产率在电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基本方程及电力企业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数学模型的研究，论述了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这三大因素，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要素，井进一步阐述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衡量技术进步在电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河南服装 驶入“中部崛起”快车道 访河南服装行业协会常务会长兼秘书长李刚先生

随着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东部区域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越来越受到劳动力成本增高、土地能源短缺、原材料供应紧张、市场供求矛盾加大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成为中国纺织服装业内在的一个需求;而另一方面,以郑州为首的中原地区,GDP增长迅速,市场空间不断扩大,再加上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扶持,有着雄厚纺织服装产业基础的中原区域越来越成为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而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必将影响产业整体结构与区域分工合作模式的变化,中国的纺织服装产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6月12日?14日,2008中国(郑州)国际纺织品服装博览会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展会前夕,《纺织服装周刊》记者采访了作为展会主办方之一的河南服装行业协会常务会长兼秘书长李刚先生,来听一听他是如何分析当前河南服装业发展状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