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专业化分工——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其经济效应随之成为亟待考察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这一自然实验,从企业边界这一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话题切入,考察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所带来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显著推动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机制分析发现,上述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智慧城市建设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管控成本较高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最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文章丰富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为评估智慧城市建设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参照,也为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发展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分工演进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

贸易政策同贸易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引入交易成本来分析分工演进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不考虑交易成本条件下,贸易自由对于分工演进的国家是有利的;考虑交易成本条件下,随着分工演进,国家之间更加倾向于贸易谈判,最终结果为贸易自由化.但是由于各国交易效率不同,交易效率高的国家在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更多,而交易效率低的就会实行更多贸易保护.因此,我国需要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分工演进的速度,处理好国际之间的贸易摩擦.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

投入数字化的发展引致企业生产环境趋于复杂化且向技能劳动偏移,但现有文献并未重视这样是否会扩大不同性质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发展、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和价值链分工均会显著提升劳动技能溢价,且数字化投入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价值链分工水平会强化这一影响;异质性分析区分了国内和国外投入来源并发现国内数字化投入占主导地位,与技能溢价呈显著正相关,而国外投入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价值链分工会通过任务模型框架下的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创造和创新效应三种渠道作用于技能溢价;进一步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同时存在于行业内部与上下游行业间。因此,应关注投入数字化的三种渠道和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规避由劳动技能溢价而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风险。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速更是显著。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各产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相对地,劳动配置结构变化的贡献度并不显著,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强化。劳动配置结构变化贡献度较小,与劳动力跨部门流转的交易成本较高有关,而行业内部生产率提高与分工演进、资本深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密切相关。     

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文章认为分工水平的提升是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转型的关键在于利用分工促进机制。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的推进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社会知识水平与降低协调成本,从而提高分工水平,使得浙江经济从之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县域经济向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城市经济过渡。最后,文章得出"县域经济转型依靠内在的产业转型与外在的都市圈经济辐射"的启示。     

可储存商品期货的价格稳定作用研究——期货—商品市场动态均衡模型

文章通过建立期货--商品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在没有生产不确定性,商品是可储存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具有相同信息的假设下,期货市场几乎毫无疑问的会减少商品价格的波动.模型中,首次提出了"竞争性价格预期"的方程和概念,并分析了"竞争性价格预期"所反映的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对于商品市场价格稳定的重要影响.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内生性产业集群、产业分工网络和产业生产价值链——一个基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的产业发展分析的新框架

文章以内生性的专业化和分工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内生性产业集群和产业分工网络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集群、产业分工网络和专业化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作用规律。模型的结论认为,国家(产业)间的制度效率与竞争强度之间存在着循环效应,而这种循环效应能够决定产业集群的布局和配置,决定各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并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状态。尤其是,一国技术(经济)系统的制度效率的进步将会增加市场交易的需求,进而扩展产业分工的网络规模;而这又将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扩大产业网络的范围,提升该国在产业生产价值链上的位置。     

信息技术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证伪“生产率悖论”的285个地级市证据

基于“生产率悖论”研究视角，利用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了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周期内，信息技术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信息技术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消费水平，推动了要素合理配置和消费结构升级，最终提高了生产率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城市地理区位和人口规模等虚拟变量，结果表明中西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要显著大于东部地区，且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也要高于大城市，以上均证明“生产率悖论”并不符合中国地级城市发展的现实情况。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

21世纪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征应具有如下规定性：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以构建大企业体制作为新起点,为工业化推进创造新的建设者;以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完善为途径造就大量的企业家,通过建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科技创新体系提高生产科技知识的能力和效率,通过管理知识工作者管理知识的创新提高知识的生产率,从而为工业化的再推进提供更强大的动力——企业家资源和知识;通过重构适应市场化、全球化要求的中国金融体系来保证中国货币经济体系的安全,通过建立适应中国小农户经营的大国农业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来保证中国实体经济体系的安全,从而为中国工业化再推进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通过在与国民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领域保留国有企业来生产工业化的公平结果,从而通过工业化实现全体国民的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