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与管理绩效--基于代理理论的思考

资本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运作机制的重要因素，MM定理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石，公司股权结构改革是两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公司投权的适当分散和内部股权比例的提高有利降低代理成本，规范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资本结构选择与公司业绩存在相关性。，     

上市公司担保失控的成因分析与治理

委托代理制度的扭曲。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资本的所有者与企业最高决策者的关系被称为委托——代理关系(或称代理关系)。资本的所有者作为委托人以契约方式授权给代理入,其中包括某些决策权,代理入以委托人的名义并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经营活动。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着层级代理关系,股东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管理者,因此公司的资本经营和重大决策往往是由公司管理者来实际控制的。事实上代理关系的存在导致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由股东转移到管理者手中。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理性人”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     

上市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资本市场公司上市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由此衍生出公司治理框架下双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一是股东与经理的代理问题，表现为管理机会主义，即管理者在企业利益的幌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控股股东与搭便车的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一股一票”的制度使控股股东有机会全面控制公司财务和经营决策，或者任命公司的最高管理团队。在参与决策和对管理层的监管过程中，控股股东可以获取大量的公司内部信息，当控股股东与其委任的或者聘用的高级管理层合谋就可以借用这些内幕信息牟取收益，为此不惜牺牲中小投资者，乃至社会的利益。     

经营力商品化的启示

本文阐述了企业改革的若干代价；指出降低“代理成本”是当前减小企业改革代价的关键所在；针对如何降低“代理成本”问题，介绍了“中现”模式；并对经营力如何商品化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提出经营力商品化操作中的若干现实问题及对策。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企业法人化,产权市场化和经营代理化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企业法人化、产权市场化和经营代理化张剑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企业公司化的改革。从规范的公司制度来看，企业公司化的改革，关键的是要建立企业法人化、产权市场化和经营代理化的制度，并且要求这三方面改革保持一致性和统一性。也...     

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委托代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的出现虽然促进了公司的发展,但是两权分离现象也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出现利益冲突,产生代理人与所有人之间很难解决的代理问题。为了解决代理问题,使经营者朝着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方向而努力,建立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是主要的解决措施。但因为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又会产生高管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操纵公司盈余的现象。     

经理阶层"败德"行为的机理分析

一、公司治理结构 现代企业的根本特征就是在产权结构上实现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随之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当代理人(经理、董事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可能会造成对委托人利益的损害,这就是所谓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为此,委托人必须设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来规范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减少代理人问题,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企业治理结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一套制度安排.     

公司治理结构与激励选择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减少委托风险、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的焦点问题。本文从考察公司治理结构下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代理问题”着手，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下解决“代理问题”的激励制度安排，提出隐性激励和显性激励的配合使用是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代理问题”的关键所在。通过对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两种激励制度的比较分析，探讨我国在试行年薪制与经理股票期权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下激励机制的设计思路。一、公司治理结构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按照现代公司理论，出资者（如股东…     

公司治理与公司控制权市场

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角度划分,企业的发展经历了3种形态:业主制,个人合伙制和股份制.在第一种企业形态中,其所有者与管理者是统一的,没有委托-代理关系存在;随着规模扩张和风险分担需要而诞生的个人合伙制虽然保持了所有者与管理者二任不分,但也产生了搭便车和风险难分散的问题;股份制则是一个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形成的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份制的形成是由于进一步融资和风险规避的需要,以及经营环境变化、经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委托-代理关系的确定同时产生了委托-代理成本问题.     

企业社会捐赠:政治资本还是代理成本?

企业社会捐赠既可能是公司代理问题加重的体现,也可能是企业的政治资本投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8年数据发现,一方面,企业社会捐赠表现为代理问题的加重和代理成本的增加,且在国有企业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社会捐赠成为企业的政治投资战略及获取资源的有效方式,非国有企业通过捐赠获取的政治资本更多,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获取政治资本的能力更强。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