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流动人口城市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游离在城市市民边缘的特殊群体,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如何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将成为城市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目前阶段,提高城市归属感依然是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归属感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个人因素也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为提升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参考.     

高龄津贴对城市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高龄津贴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高龄津贴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对提高老年人养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6年的微观数据,采用Ordered 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高龄津贴对城市老年人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及具体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龄津贴能够显著提升城市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锦上添花”的特征。同时,高龄津贴通过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提升其主观福利。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龄津贴对患有慢性病和高龄老年群体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从主观福利角度评估了高龄津贴制度的政策效果,为下一步政策改革提供了相关建议。     

城市品牌与流动人口就业选址决策

城市品牌作为保持和增强城市竞争力,加强地区间战略关联和聚集高端生产要素的重要管理工具,已经成为各地城市建设的重点方向。文章以“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3-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品牌对流动人口就业选址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当城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流动人口到该城市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1.13%。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后,该城市公共品供给增加,环境质量提高和就业机会增多,同时短期内流动人口对文明城市的关注度显著提高,两者共同促使流动人口向文明城市集聚。而“全国文明城市”品牌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基础较好的户籍省份、年轻人群体或育有子女的群体之中。流动人口来到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地区工作之后,他们的公共医疗保险本地参保概率与子女本地入学概率均显著提高,对城市的满意度与融入当地的意愿也显著提升。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人才集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模型及其解释力——基于江苏昆山的调查研究

该文认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包括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心理融入、政治融入等4个层次,提出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模型,从城市融入的动机、目标、决定因素3个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过程,说明不同的生活目标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或成为个体工商户、成为城市居民的可能性较大,行政调控机制和市场筛选机制两大机制决定着流动人口能否成为流入城市居民,并以江苏昆山调查数据印证了其解释力。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5-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两期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农保政策明显改善了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并显著降低了其心理抑郁指数.(2)新农保政策的主观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相对弱势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影响更小,这不利于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3)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为提升老年入主观福利水平发挥了长效机制作用,在短期内新农保政策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可能性较小,但在长期内新农保政策显著提升了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因此,建议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加大新农保政策对弱势老年群体和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全面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     

消除“傲慢与偏见”让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友进行了主题为“共议社会建设助力幸福广东”的在线交流。汪洋坦言,因为这些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建设重视不够,使社会建设在许多方面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有许多欠账。“这些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社会诉求,也值得我们重视。同时,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民主意识也比10年以前、20年以前更强,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在社会建设问题上有欠账,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变化、民主意识增强,这就使得社会建设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拶b战。”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以甘肃兰州市的调研为例

西北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和接纳程度,关系到西北城市是否和谐、民族是否团结、城市社会是否稳定,以及各民族人民是否共同发展和进步。需要从发挥城市社区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城市民族社团的凝聚作用和发挥少数民族精英的桥梁作用等方面构建社会融入网络。     

社区来沪青少年服务站: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的新模式

通过对上海市社区来沪青少年服务站的首批试点单位及其服务接受者(即流动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分析了社区来沪青少年服务站模式管理和运作方式的适应性问题。与其他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模式作了比较。从政府、社会和社会工作者等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二代流动人口的外部嵌入何以促成城市社会融入?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出生且生长在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城市社会融入度直接关系到城镇化的高质量建设。依托社会嵌入理论,从制度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四个维度来解析二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以户籍为代理的制度嵌入和以文化风俗为代理的文化嵌入显著阻碍二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而以受教育水平为代理的认知嵌入和以社会网络为代理的网络嵌入则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进一步考察社会嵌入影响的异质性发现,制度嵌入的阻碍效应发生在迁入省会城市和1.5代流动人口样本中,而文化嵌入的阻碍效应发生在迁入非省会城市和2代流动人口样本中,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的促进作用发生在迁入省会城市和1.5代流动人口样本中;机制分析表明,改善社区环境和增强城市感知能够缓解制度嵌入和文化嵌入的阻碍效应,并强化认知嵌入和网络嵌入的促进作用。     

乡俗惯性与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研究

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与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其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文章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农民工乡土本色的积极作用.(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保留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的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3)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上述结论说明,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规范化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织,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我国当前政策对公共福利扩大内需与就业促进的作用

面对我国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专家提出诸多解决方法,但侧重点各不相同.我国现在的基本状况是因内需不足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进而影响就业.而内需不足又与公共福利的缺失有密切关系.本文从公共福利的角度对我国目前的就业问题做了分析,通过加大公共福利的支出,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进而提高内需、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就业.     

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2017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在不同城市规模下的个人特征、就业特征和流动特征分布现状,使用最近邻匹配法实证研究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在一定范围内对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确实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城市规模超过1000万人口规模,其对工资的影响效应将会下降.据此,为有效缩小劳动力收入差距,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提出破除城市间的生产要素壁垒、逐步放开户籍限制、促进城市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心城市促进就业的策略与路径探析

本文论述了中心城市促进就业的重大宏观政策取向。即全面认识就业形势,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改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拓展就业空间;建设和规范灵活就业制度等。并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中心城市治理失业,促进就业的基本路径和策略问题。     

城市建设与户外广告的和谐设计

城市建设与户外广告的和谐设计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涉及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诸多层面的内容。城市和谐建设中的环境是与百姓的生活直接相关的，直接关系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百姓对于城市建设的满意度评价。近年来我国城市环境规划和建设的理念不断更新，城市环境建设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城市居民普遍感觉到了人居环境的改善。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和谐城市建设中的不和谐音，引起了政府、公众和广告业的普遍关注。     

城市长期居留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差别化落户政策

居留和落户对流动人口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选择,明确区分居留和落户两个概念,将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是否选择落户本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按不同城市规模分别考察各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更有指导意义。本文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的落户意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远低于居留意愿,特大城市的落户意愿最高,其次是小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个体特征、经济特征、流动特征、户籍地牵制力、流入地社会融入状况共同影响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并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出现了分化特征。户籍地财产为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工作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心理认同、公共服务对提升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正向作用。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流动范围、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在特大城市和小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截然相反。     

中国转型期城市空间规模的决定因素——统一的单中心城市模型的理论研究与实证

文章根据城市土地经济学原理、结合我国城市特点构建了兼有"封闭"和"开放"特征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并发展了经典单中心城市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文章提出的本地性均衡概念弥补了现有理论的不足,有助于揭示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模式以及城市用地特征.对中国630多个城市2003-2007年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我国城市用地规模差异的88%可以被模型所解释.特别地,政府规划中较少考虑的城市收入、市内交通条件、流动人口对现阶段我国城市规模有显著影响.计量分析结果还表明,在控制了上述所有经济因素后,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使用了更多的土地.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基于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240个城市特征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是城市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自身稳定与家庭完整迁移,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户籍管制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户籍管制制约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高禀赋人口的稳定与完整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