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市场化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

本文在RBC模型框架下引入垄断竞争,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和考察市场化进程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该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资本市场的波动特征,更好地解释各变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协动关系;能够合理地解释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特征事实,说明该模型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比传统的RBC模型更好。另外,还发现市场化进程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冲击来源,可以解释约23%的产出波动,53%的消费波动,33%的就业与投资波动,40%的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波动,说明其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际贸易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基于封闭与开放经济的RBC模型比较分析

本文先确定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消费波动与产量高度相关、投资波动大于产出的波动、净出口与GDP呈反周期变化。然后分别用封闭经济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和考虑了政府购买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封闭经济模型仅能解释产出、消费和投资波动的48.26%、24.39%和98.50%;而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分别可以解释68.70%、69.51%、98.50%和TB/GDP率的97.42%;考虑了政府购买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的解释程度分别是83.91%、81.95%、99.63%和TB/GDP率的209.68%。比较分析表明开放经济模型比封闭经济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并且随着政府购买引入到开放经济模型,该模型对经济的解释能力显著提高,说明这一模型更符合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     

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波动平稳化

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其进行扩展,较好地模拟和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敏感度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增加了投资需求的同时相对减少了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的波动缓和了产出波动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加剧了产出波动,二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消效应",这可能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在高投资、高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高波动的重要原因。反映动态冲击机制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冲击使得投资产生较大的正向波动,但同时使得消费产生负向波动,这两种波动共同作用,最终使得总产出的波动不是很大,可见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冲击总体上表现为"熨平效应"。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中国过去的宏观经济实践显示出政府对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强烈偏好,在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方面更是着意倾斜。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构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利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公共资本产出份额大约为10%,同时表明政府支出确实会造成生产的外部性;(2)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冲击能解释约23%的总产出波动;(3)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短期"挤出"效应,长期"挤入"效应,另外该冲击有利于促进经济体系资本持续性积累。     

要素转移、产业结构演进与海南生产率增长研究——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前后期"结构红利假说"比较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为界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海南经济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估算三次产业增加值中的资本和劳动份额,比较分析两阶段生产要素转移与产业结构演进关系、三次产业生产率差异、产业结构生产率增长效应。主要结论如下:海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均具有单调性;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要素转移"结构红利假说"一直成立,而资本要素转移"结构红利假说"只在前期成立,1993年房地产泡沫对海南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下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出发,分析了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下各生产要素在投入方面的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资源投入的总量和比重均有下降,同时又会使单位劳动获得更多的资本投入,只有提高单位劳动产出,才能保持或提高社会总产出水平;人口老龄化增加了社会的消费支出负担,使得用于生产的积累性资金比例下降,资本的相对稀缺要求不断优化投资质量,提高单位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益;人口老龄化使得技术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与转化,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所得税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拓展研究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需求管理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引入征收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的政府部门,探讨以税收政策变动为代表的供给管理措施在调节我国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效果。通过进一步的模型校准以及各宏观经济变量分别对调整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当经济面对来自供给的不利冲击导致产出水平有下行风险时,政府降低资本和劳动所得税将激励生产者更多地投入生产要素,从而减税可以有效扩张产出并熨平经济波动。因此,政府应重视供给管理措施在长期性和结构性调控上的优势,使宏观调控能够在优化我国总需求结构、调节社会公平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生产率冲击、随机趋势与经济波动

文章在新古典随机增长模型的框架下,扩展并简化了KPSW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并用它识别和测量了具有持久效应的生产率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具有持久效应的生产率冲击不仅引起了这些变量长期趋势的随机变化,而且导致了投资和产出偏离随机趋势的短期波动.不过,生产率冲击的短期波动效应可能并不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     

公共投资产出效率与经济增长之相关性分析:1978～2007

本文在总量生产函数的框架下,以1978-2007年为样本期,运用单位根和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产出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无论在外生技术进步的假定下,还是在技术由资本积累内生引至的假定下,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均高于私人资本。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人均产出分别是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人均私人资本存量的Granger原因,人均私人资本存量是人均公共资本存量Granger因,反方向因果关系不成立。为了增强公共投资的产出效应,应该适度改善目前的投资结构,积极诱导和鼓励私人部门在具有产出增长点的项目上进行投资,宏观调控政策在刺激国内有效需求的同时,应加强供给管理并提高供给质量。     

要素错配与中国工业增长

采用一个测度要素错配对总生产率效应的核算框架,使用中国工业1994～2011年两位数行业的数据,在行业层面上研究了要素错配对产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间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2009～2011年要素错配引起的产出缺口约为29％,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中国工业增长效率的潜力很大。分行业来看,资源垄断性行业存在严重的资本和劳动错配;劳动配置效应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力不足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分要素来看,资本错配程度更高,资本投入和资本配置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作用更大。     

政府治理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机制：市场效应还是代理成本效应？*

本文检验了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差异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以及具体影响这一重要经济后果的路径。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治理水平改善能够对民营企业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核心机制在于市场效应和代理成本效应。其中,市场效应占主导地位,政府治理水平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市场效应。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了企业产出对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的敏感性。其中政府治理的市场效应主要影响产出对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的敏感性,而代理成本效应主要影响产出对中间投入的敏感性。     

一个古典经济周期波动模型——对Goodwin古典周期模型的重构

基于古典主义思想对于劳动与资本这一经济运行核心关系的论述,本文对Goodwin周期模型进行了重构,构建一个由工资份额与资本存量组成的二维古典经济周期波动模型.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均衡状态为非稳定焦点均衡,一旦脱离均衡点,经济将在工资份额与资本存量相互作用的驱动下围绕均衡点做周期性波动,且波动的幅度逐步加大.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即资本存量之间比例结构的波动.     

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理论分析

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变革,能同时增强资本和劳动者生产效率,并对传统行业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本文以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为基础,建立两部门理论模型,发现如果人工智能是资本偏向型技术,将有利于人工智能部门转型升级;如果人工智能是劳动偏向型技术,其溢出效应有助于关联企业转型升级。具体结论如下：(1)如果资本和劳动相互替代,当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资本的产出弹性将上升,劳动的产出弹性将下降,反之,资本与劳动互补时结论相反;(2)当两部门产品同质时,如果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则随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力将由传统物质生产部门流向人工智能部门;(3)如果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如果两部门中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分配给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比例上升,劳动比例下降,反之,如果两部门产品互补,则结论相反;(4)如果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为1,当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时,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工智能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强效应之和,大于对传统物质生产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溢出效应之和,则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中国的低人均资本存量与低资本边际产出之谜：人口问题的影响

资本边际产出是决定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金融层面利率水平、资产价格的关键变量。跨国比较研究显示,一个国家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则资本边际产出较高。但是,2010年后中国在人均资本存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资本边际产出快速下滑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之下。对于中国面临的低人均资本存量和低资本边际产出的悖论,本文指出,这是因为人口问题——劳动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滑乃至劳动人口负增长。在单部门生产函数假设下,本文统计了79到91个国家从1982年到2019年的资本边际产出,跨国面板检验发现,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滑对于资本边际产出有显著的负向冲击。进一步基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两部门模型,我们发现,虽然单部门生产函数会高估中国非农部门实际资本边际产出下滑的幅度,但2010年后劳动人口增速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不过,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好消息是中国二元经济的特征还未根本改变,未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持续转移还将对中国的资本边际产出形成支撑。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稳定人口规模将是必然趋势。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就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和1997—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对不同区域知识资本的创新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国内外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减弱。结果还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知识资本的创新产出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建议应根据区域和企业技术水平差异,实施差别化的创新驱动战略和政策,以更好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有助于稳定经济——基于预期视角的数量分析

预期在广义虚拟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而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即是通过引导公众形成对货币政策的预期以达到维护经济稳定的目的。本文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运用贝叶斯方法,从预期的角度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需针对的主要经济目标及预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的数量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短期效应更强;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对通胀的影响显著,其次是对就业的影响,对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的影响相对较小;通胀与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同方向波动。实行货币政策前瞻性应主要针对通胀和就业目标,引导公众形成可预期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助于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     

转轨时期我国行业层面资本积累的研究——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的测算

本文区分了资本财富存量估算和资本服务流量估算的差异,并使用OECD的资本测算框架估算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我国行业层面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数据。结果表明,同发达国家相比,不管是资本产出比还是资本收益率数据,都不能说明我国资本积累过度;但基础设施行业的资本积累速度明显偏快。从资本流量估算结果发现,制造业的资本生产率在提高,而第三产业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资本生产率在下降;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主要来自资本的贡献;而行业间资本再配置效应为负。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北卡罗来那大学Chapel Hill分校和中国预防医学会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的调查数据，估计出1990年～2000年我国的工资方程和人力资本增长率。结合该时期经济增长，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数据，我估算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本文还详细讨论了统计年鉴中产出、资本和劳动数据存在的问题，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详细比较的基础上选择了适当的纠正方法。     

创新、产能变动与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基于扩展RBC模型的研究

文章基于扩展的RBC模型,分析创新、产能变动等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和部分重要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模型可以解释82.51%的产出波动、89.00%的投资波动、67.52%的资本存量波动和65.41%的消费波动,总体解释力较好;创新和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虽然创新会产生滞后的市场性产能过剩,但会随着新一轮创新自行化解;政策性补贴却加重了非市场性产能过剩的产生,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这类产能过剩会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