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指标,实证分析了收入不平等 与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显著加重了农户多维 贫困状况,采用三阶段联立方程处理内生性后,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不利影响依然稳健。 第二,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缓冲作用,且该效用在降低中等层次的多维贫困更 为显著。第三,非正规金融在收入不平等与农户多维贫困的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调 节效应表明,农户非正规金融越多,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越小;中介效应表明,非 正规金融能够弱化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多维贫困的负向影响。因此,完善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不仅缓解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且改善农户多维贫困状况。     

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均对家庭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且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更明显。进一步探讨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发现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选择具有替代作用,具体来看,同村/同城亲戚数量促进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作用,而文化娱乐支出削减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因此,在金融素养培养上,金融机构及相关部门应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引导创业者主动学习金融知识;在社会资本加强上,相关部门应搭建创业者与企业家交流联系的渠道,创业者也要有意识积累创业人脉,拓展社会资源。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社会网络与城镇居民的正规和非正规借贷:来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样本的证据

基于来自国家统计局的16个省市2006-2014年的城镇住户面板数据,本文研究社会网络对城镇家庭的正规借款和非正规借款是否都具有因果效应。在利用工具变量解决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对家庭借款之和、正规借款和非正规借款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与正规借款相比,社会网络对非正规借款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能够发挥社会担保作用并增加家庭的借款金额,这一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信贷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还意味着中国城镇金融市场有继续完善的空间。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互联网普及如何影响中国家庭债务杠杆率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动了数字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等一系列金融创新的发展,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细致探讨了互联网这一最基础的技术普及与家庭债务杠杆率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互联网的使用将显著推高家庭的债务杠杆率。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处理效应模型与PSM匹配纠正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2）除通过促进电子支付、增加金融可及性外,互联网的使用还将通过提高信息搜寻与增强社会互动这两种渠道而带来家庭债务杠杆率的累积。（3）互联网的使用与家庭债务杠杆率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意味着只有当对互联网的使用达到一定程度后,其才会带来家庭债务风险。（4）对于受需求型信贷约束、低收入与中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这类群体债务杠杆率的影响程度更大。进一步地,除网络平台借款将推高家庭债务杠杆外,文章还考察了互联网的使用对民间借贷的影响,并发现其对家庭非正规借贷杠杆率的影响更为突出。而对于金融知识欠缺的家庭,其债务杠杆率更高。这说明,在鼓励使用互联网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过度使用互联网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而其中一种有效的途径便是普及金融知识教育,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     

金融二元结构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金融二元结构的存在是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为了研究非正规金融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首先利用改进的?值法估测出1994-2012年非正规金融的规模,结果显示,近几年,其已占正规金融规模的1/3左右。在此基础上,利用多种实证计量方法重点分析了非正规金融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与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给量M2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而且是促进M2扩张的Granger原因;同时,正规金融、货币当局债券发行与其国外资产均对货币供给量M2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金融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中央银行无法精确观测和调控货币供给总量,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果。     

制度环境对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

非正规创业是指在非正规经济中实施的创业活动,因其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成为了缓解我国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基于制度理论,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对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税费负担对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行政管理和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对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行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     

金融脆弱性如何影响资产配置——基于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近年来,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提高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引起了多方关注,但较少文献关注金融脆弱性对家庭微观经济金融行为造成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使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深入研究了家庭金融脆弱性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1）家庭金融脆弱性不仅会抑制同期风险金融投资,而且对长期风险金融投资也有持续负面的影响;（2）风险态度和流动性约束是金融脆弱性产生影响的机制,其中风险态度表现为遮掩效应而信贷约束则表现为中介效应,即金融脆弱性主要通过增加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对风险金融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农村土地租赁、阶层分化与农民分层借贷渠道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probit模型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1的数据,运用probit模型,探究在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基础下,农村土地租赁以及农民阶层的分化对于农民借贷渠道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租赁对非正规渠道借贷有正向显著作用,对正规渠道借贷无显著影响;收入分化对正规渠道借贷有正向显著作用,对非正规渠道借贷有负向显著作用;职业分化对正规渠道借贷有负向显著作用,对非正规渠道借贷无显著作用。     

二元技术能力、进化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以渐进寻优、不断迭代为特点的进化创业行为是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环境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行为逻辑，一直未受到重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进化创业行为的概念、基本特征和多维构面的理论分析，对进化创业行为的技术能力基础的探索较少。而现有对创业行为的技术能力基础的分析多关注于物理技术能力，较少关注于社会技术能力，更别说探索进化创业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在二元技术能力转化为创业绩效过程中的积极效应。文章遵循"能力-行为-绩效"的基本逻辑思路，构建进化创业行为对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58份创业企业的调研数据，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进化创业行为在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1）微创新、风险投资行为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战略更新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2）微创新、战略更新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风险投资行为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丰富了进化创业行为的现有研究，为建立以进化创业行为为核心的中小企业更新与试错机制提供丰富的理论指导。     

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向的影响机理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活动开展,需要分析影响其创业意向的因素。文章从认知视角出发,构建社会网络、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理论模型,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创业意向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并且社会网络还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创业意向,创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网络与创业意向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据此结论,提出改革二元制度、加大创业培训支持以及完善创业支持体系等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向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素养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借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扩张效应,其中对低层次消费借贷扩张效应更强,金融素养提高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分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主要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高,数字化程度作用较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对“长尾”群体更显著,即对农村和中西部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更强的扩张效应。另外,该扩张效应存在工具门槛及知识门槛,拥有智能手机及高学历的家庭更容易获得消费借贷。     

负债如何影响家庭福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新发现

结合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理论对家庭福利进行了刻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家庭福利水平进行了更加精准的测算，在此基础上研究家庭负债与家庭福利的关系，取得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发现：第一，发现了家庭杠杆率与家庭福利水平的倒U型关系，即当家庭资产负债比达到一定比例（4.65）后，负债对家庭福利的影响从正向转为负向；第二，家庭负债类型对于家庭福利的影响不同；第三，家庭人力资本投入在家庭负债行为和家庭福利水平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即负债通过解决在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提高了家庭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从而改善家庭福利。文章的研究为家庭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思路和启示。     

数字金融、家庭财富与共同富裕

文章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富积累、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富积累,经过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2)创业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是数字金融影响家庭财富的重要渠道。(3)财富规模越小的家庭,使用数字金融产生的创富作用越大,并且老年人、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农业户口群体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能够产生更大的创富作用。总的来说,财富是富裕的题中之义,数字金融能够在提升家庭财富总体水平的基础上缓解财富不平等,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本综述在剖析非正规金融交易微观运作机理的基础上,揭示了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对金融制度变迁的导向意义;在进行正规金融机制设计、改善中小企业融资与金融体制改革时,要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和正面效应。     

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政策知晓度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基于福建省3个地市4所不同层次高校所得359份问卷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创业教育为自变量、政策知晓度作为中介变量、创业意愿为因变量，研究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直接影响，接受创业教育程度越高的大学生促进作用越强，创业意愿越高。第二，政策知晓度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政策知晓度越高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第三，政策知晓度在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达19.13%。     

创业导向与新企业绩效:一个双重中介及调节性效应模型

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其研究结论并不聚敛,而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介变量,创业导向到绩效的"黑箱"仍旧是当前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的中介变量在创业导向与绩效关系中的影响效果,而双重中介变量的影响效果却鲜有研究,这对于揭示创业导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机理助益较少。为了探究创业导向对绩效的纵向影响,基于181份新企业跨期数据,文章探究了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在创业导向与绩效关系中的双重中介效应,并分析了学习能力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创业导向与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在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中分别具有显著的中介效用,而且学习导向的中介效用大于市场导向的中介效用;创业导向通过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对新企业绩效的非直接影响分别受到学习能力的正向调节作用,也即,学习能力越强,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在创业导向转化为绩效的过程中所起的中介效应越大。本研究进一步展现了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在创业导向与绩效关系中的双重影响机制,凸显了学习能力在创业导向转化为绩效过程中的突出作用,丰富了创业导向和组织学习相关研究,也为新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影响与监管创新分析

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发展迅速,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相比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特定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和实施机制较好地解决了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也潜伏着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我国对非正规金融原有的管制难以实现其打压效应,应该在以下几方面适时创新:加强相应法律法规建设,明确非正规金融合法地位;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分类监管;实施激励相容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