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强化能够促进污染治理吗?——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强化法治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环境法律法规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2007年开始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283个地级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环保司法强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环保法庭有效降低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法治强化能够促进环境污染治理。第二,环保法庭的污染治理效应受到环保法庭的组织效率和该项制度的执行情况的影响;相比于环保合议庭,环保审判庭的减排效应更加明显,实际运行良好的环保法庭更能够促进环境污染治理。第三,在作用机制上,设立环保法庭能够有效改善地区环境污染纠纷司法处理水平,提升政府环境行政处罚和公众环保参与度;在居民司法维权、公众环保参与和政府环境监管程度越高的地区,法治强化的污染治理效应更加明显。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的同时,还应该不断加强环境司法的能力建设和法治水平,实现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有法可依"与"有法必依"的同步推进。     

财政支出结构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环境污染的边际影响及其门槛特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对地区污染排放强度的净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倒"V"型单一门槛特征,对应的经济密度、人口密度门槛值分别为603.96万元/平方千米和201人/平方千米。也即,在低经济密度或低人口密度地区,偏向于生产性支出的财政支出结构更有利于促进污染减排效应的发挥;在高经济密度或高人口密度地区,以非生产性支出为主导的财政支出结构则更有利于提升地区污染减排效应。     

地方政府发展绿色环保企业的税收政策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文章主要研究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宏观区域经济整体政策框架下,针对"哈大齐"——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地方政府如何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更好的税收政策支持,以吸引更好、更多的绿色环保企业,进而促进地区经济沿着节能、环保、绿色的方向发展。     

环保投资与工业污染减排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基于治理投资结构的门槛效应分析

环保投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工业污染减排,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尚未形成共识。为此,本文运用广义矩估计法测算出环保投资的工业污染减排效应及地区差异性,并基于不同治理投资结构检验了环保投资与工业污染减排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环保投资对工业污染减排存在正向影响,但不同地区的污染减排强度对环保投资的反应存在差异性。此外,环保投资和工业污染减排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环保投资对工业污染减排的效应只有在特定的治理投资结构区间内才能发挥作用。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加大环保投资规模,优化治理资金配置水平以提高环保投资的使用效率。同时,政府切忌走人盲目加大环保投资规模的误区,应根据各地区的现实情况改善治理投资结构,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融入工业污染源治理这一领域。     

环境目标约束能够助推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吗——来自“十一五”减排目标的证据

在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目标约束对引导制造业减排增效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将2006年“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环保目标责任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一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数据构造了“年份-城市-二位数制造业”三维面板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对重污染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这一效应并非短期存在,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越不完善、污染治理能力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城市间、城市内行业间和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污染企业创新数量、强化污染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实现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借助重污染制造业升级效应提高了行业能源效率和清洁程度,实现了节能减排,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绿色转型。因此,应设立具体并滚动调整的减排目标,打破市场分割,引导各地区依照比较优势打造产品,提高政府对高质量创新的评估准确性与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环保目标责任制对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纵向财政不平衡对中国省际基础教育服务绩效的影响

分税制改革引致了我国地区间的纵向财政不平衡,同时政府偏好有助于GDP增加的“硬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导致了我国地区间基础教育服务绩效的不平衡。运用中国1998～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发达地区的纵向财政不平衡与基础教育服务绩效水平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分权实际上有利于提高基础教育服务绩效;在地理环境较差地区,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服务绩效水平的促进效应显著下降。缩小纵向财政不平衡、提高财政支出分权程度、教育财政支出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有助于实现我国基础教育服务绩效的均衡。     

让市场配置环境资源

面对江苏省经济发展高速增长的态势,如何在污染减排上寻求新突破?江苏省从创新环保机制入手,充分依靠政策引导和市场运作,找到了“以市场配置环境资源,靠价格杠杆推动污染减排”的新途径。     

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将地方官员动机、企业环保决策与高管工作经历置于同一研究场景,采用倍差法检验了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官员动机变化对企业环保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标准实施前,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显著低于其他企业。而新标准实施后,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程度则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在财政环保支出较低和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高管的"先天"公职经历企业样本中,官员动机增强对高管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的环保投资提升效果更强。此外,政府给予此类企业环保补助可能是激励其投资减排的重要经济手段。本文以宏观政策实施来外生化地方官员环境治理动机的变化,有利于因果识别官员动机、高管工作经历与企业环保决策间的逻辑关系。其政策意义在于,中国环境治理的症结是地方官员动机的缺失,当中央环境规制能有效激发官员环保意愿时,高管的公职经历将有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水平。     

低碳经济下的中国环保策略

发展低碳经济是全球性的共识与探索,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环保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加强监管,严格落实减排责任,通过绿色通道、政策引导和制度激励等措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优化升级和低碳产业的发展,全面实现减排目标任务。     

佳木斯市：八项措施推进污染治理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在谋划下年工作中,将强化污染防治,作为推进污染减排、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推进污染治理进程,着力为创建环保模范城、促进区域经济平衡较快发展提供环保的支持。     

论环保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本文通过对世界以及我国环保产业近２０ 年来发展历程的回顾,着重就环保产业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驱动环保产业发展的五大因素,即政府环境标准与环境政策、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的环境意识、环保市场需求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等     

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研究*——传导机制与再检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行为的空间策略互动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境支出存在明显的空间策略互动与时间滞后效应。其表现为相邻省级地区之间环保财政支出行为的互相模仿和路径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分权并不是导致地区间环境支出“逐底竞争”的直接原因。在构建多维度政绩考核体系来引导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同时，建立地区间环境支出的协调机制和对外开放等途径，有利于实现均衡和绿色发展。     

低碳经济发展与政府环境规制研究

政府环境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形式之一,由于温室气体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在制定减排政策、选择减排工具方面需承担重要责任。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探索经济增长与环保相容的均衡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阐述了低碳经济与政府环境规制的内涵,对比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特点,梳理了我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实践情况,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以苏南地区为例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地区率先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然而,如何避免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双重"增长"现象,如何推进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亦即如何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文章对苏南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作深入分析,指出强化环保法治是实现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代际之间和谐与公平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制度保障。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环境信息公开与地区空气质量——基于PM2.5监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污染防治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信息公开是有效协同治理的基础。文章利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污染监测信息公开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污染信息公开可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第二,在政府内部压力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还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监督积极性,推动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整,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第三,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治效应受到地方官员特征、地方财力的影响,在官员年龄越大和财政压力越小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更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和加强环保投资水平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财政支出政策的实证研究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环境等具有外部性、公共品的性质特征决定其市场提供的缺陷,政府的介入必不可少。通过对财政支出在比重、规模上对环保、节能等方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对比分析政府资金跟其他资金的投入情况,粗略归纳估算历年我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财政支出的总额,运用回归模型模拟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最后规范分析我国现行财政支出政策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希望从财政的角度能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所帮助。     

“政府—社会”分权与我国二氧化碳减排治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认为政府与社会间的分权有利于政府关于二氧化碳减排治理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强化,基于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地方政府减少对企业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通过完善司法体系来加强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公众参与政府的环保治理均有利于促进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的降低,通过精简政府规模以及加强政府的腐败治理也有利于提高减碳治理的效率,而现行的环境管制工具对于激励企业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已不明显。     

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环保经验创新生态环保发展机制的研究

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经历从"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逐步转向"清洁生产"为主的污染预防管理模式。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环保制度、模式、机制及环境外交政策等经验,创新中国生态环保发展机制,建立全民参与环保行动的动态机制;经济与环境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生态环保发展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机制,对于促进科学发展有裨益。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预算管理体系初探

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结合我国总量控制的刚性减排制度,为提高污染减排积极性,明确地区环境支持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提出总量指标预算管理体系。同时阐述了总量预算指标的定义,分析了总量预算指标从哪里来。通过剖析环境容量、污染物现状排放量、污染物新增排放量与总量预算指标的函数关系,建立基于环境容量的总量指标预算分配模型,以及年度预算演化模型,并对总量指标预算管理方法进行初步探讨。为污染减排提供政策激励机制,量化了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指标,促进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