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真”的三重维度与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开篇就提出了＂词以境界为最上＂的观点,强调把＂境界＂作为品词立论的标准,这一观点的提出动机大致可以从文学、社会政治、哲学三个维度来进行阐释。本文将以＂真＂作为核心和线索,通过文学中重视客观事实之真、社会政治中人们观念、身份变化引起的本真迷失、哲学中重视＂理念＂之真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浅论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中“境界说”的内涵

刘体仁是明末清初时期词学发展中一个重要人物,其《七颂堂词绎》中"境界说"的提出,首次将"境界"这一术语引入词学批评范畴,对清代中后期的词学发展和研究,尤其是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体仁"境界说"核心内容散布于《七颂堂词绎》中,主要体现在"词之体式论"、"词中警句"与"词之神理"三个方面,其直接影响了王国维"境界说"的相关理论,"境界说"在词学领域有首创之功,其对于清代词学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身通一：王国维对屈原文学精神的分析

王国维1906年初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深入解释了屈原文学的根本精神,即在对屈原主体人格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揭示了屈原文学的精神就是＂国身通一＂的具体体现。这是王国维认定屈原是＂真正之大诗人＂的根本原因。而叔本华的哲学则是王国维分析屈原文学精神的外缘,而非根本的思想凭借。     

论王国维悲剧的精神实质

王国维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极力反对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模式,积极主张文学的悲剧精神。他认为悲剧的精神实质是:作品必须表现人生的痛苦并示以解脱之精神,或者表现主人翁面对苦难时的抗争精神,即“主人翁之意志”。既主张人的解脱精神,又肯定人的主体精神,这种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王国维诗人兼哲学家的双重气质。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千年词史话“浙西”

浙西词派形成并兴盛于康熙初期,词风清新醇雅、温润平和、怨而不怒,这种特色又使词回归到了本体上,显示出词体不同于诗、曲的特有美色。其迅速发展繁荣的根本原因是理论主张符合了当时方方面面的需要。随着清王朝的巩固,清初血雨腥风的屠杀和刻骨铭心的家国之恨逐渐淡化,浙西词派早期词人的退出,至康熙后期、雍正、乾隆前期,＂浙西词派＂更成大势,影响扩至整个江南地区,虽然宗奉浙西词派的人多,地域也更为扩大,但总的说来,它的理论和创作特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就不如前期。浙西词派所倡导的理论特别是为词＂尊体＂的理论,十分符合词的艺术特色,但是,重视了词的艺术,又易导致词在内容上的薄弱。虽然浙西词人众多,但仍以嘉兴词人为主。     

活体传承的坚韧守美者——以《徐为剧作选》为例

中国戏曲的生存与发展,有着一大批坚守＂活体传承＂的坚韧守美者,徐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徐为剧作选》既具有反封建意义和教育价值,又体现了多元的美学追求,让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去思考中国戏曲的走向：运用王国维的＂以歌舞演故事＂应有剧限,那才会不失戏曲的本质;寓当下性的戏曲性,与剧本要有严格的思想蕴涵是不矛盾的;戏曲的美学基础就定位在观众＂接受美学＂的欢笑与泪水之会通的共鸣中。     

王国维“不游而游”的文学观

文学的“游戏起源说”是王国维的纯文学观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不游”这一说法则引申自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标明并加以论述的“游词”之说。这一说法也曾被学者明确提出过。本文把“游戏”之“游”与词之“不游”结合，意在概括出王国维文学观中的最为根本的东西，并通过对这一概括的阐释加深对王国维的文学观的认识和总体把握。     

从真实的虚幻到虚幻的真实——从藐姑射之山和桃花源论陶渊明对《庄子》的继承与升华

庄子在《逍遥游》中描写了一个＂藐姑射之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构建了一个＂桃花源＂。他们一个虚构了荒诞虚幻的阆苑神山,是＂真实的虚幻＂;一个想象了淳朴真实的农业村庄,是＂虚幻的真实＂。本文拟从藐姑射之山和桃花源为出发点,运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理论对陶渊明之于《庄子》的继承与升华试分析。     

英汉语中方位词“上”的语义认知对比分析

空间方位是人类最直接的体验方式,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思维方式,对空间方位认知模式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这必然会反映在各自的语言中。方位词＂上＂在中英文中都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它们语义表现出的异同体现了两种语言使用者对空间方位＂上＂的认知异同。这也体现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现象的不对等性和文化的空缺现象。通过对英汉方位词＂上＂的语义进行认知对比分析,必然有助于理解这一现象,并有助于推进文化因素在教学中的进一步应用。     

论瘦鹤轩词的幽怨情怀与艺术特色

晚清丹徒籍词人赵彦俞年届六十始在蒋春霖鼓励下尝试作词,七十一岁时成稿《瘦鹤轩词》. 因身历太平天国兵燹,又深受淮海词派词风影响,其咏物、记游、凭吊、送别、题词五类题材词作,皆饱含慨叹身世的满腔愁绪和婉约幽怨. 其在艺术风格上,善用传统意象,情景高度交融;感情基调沉郁,富有幽怨之美;擅化宋人成句,词笔清秀挺拔.     

美来源于现实——评济慈《秋颂》

批评界长期以来对约翰·济慈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其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审美观 ,忽略了济慈诗歌中的美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以《秋颂》为例 ,他是通过对艺术和美的追求、崇尚来表达他对当时英国现实的痛恨和不满 ,并以此来对抗邪恶 ,升华现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济慈诗歌之美的源头还是现实。     

苏轼词中“月”的意象探微

现存苏轼词中，涉及“月”意象的词作凡88首，其中“月”意象出现的频率更是高达121次以上。这些“月”既是词人托意寄怀、惜别思乡的得力助手，又是词人抒发人生哲悟的绝佳帮手，还是我们寻觅词人仕途踪迹的优良向导。     

淳朴中见深邃,简单中见复杂——评弗罗斯特的诗

弗罗斯特走了一条与同时代诗人决然不同的创作道路。他是一位公认的乡村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公认的民族诗人。他的诗歌是通俗的、大众化的,但决不媚俗;他的诗歌是简洁的、朴素的,但决不肤浅。他的诗歌中那些简单而淳朴的形象,那些真切而平静的情绪,全都构成了美的元素。     

简论胡瑗的正官思想

我国宋代义理易学先驱、著名的教育家胡瑗,禀承孔子"正身"思想,强调为官之正。他认为,为官之道必正其心。当官就要有天下为公之心,有发而为善之心,有至公至平之心。同时认为,为官之道必正其欲。为官就要正己,正己必节其欲,必新其德,必控其情。他还认为,为官之道必正其近,而正近必先正家,必须择友,必须防近。特别是要防止身边的随从钻自己的空子,影响自己的清正之名,坏了国家的大事。     

《论衡》文学主题的矛盾

王充的《论衡》由于本人在思想方面的矛盾,导致了他的文学主题的矛盾。既疾虚妄,又没有摆脱虚妄;既厚今薄古,又对现实充满着愤世嫉俗。结合文本对这两方面的矛盾进行阐释并加以分析,以揭示思想对主题影响的一面,同时还原真实的《论衡》。     

美,在他心中的中华--论金庸小说的民族特征

金庸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光大。金庸以他的15部小说集中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突出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确处理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人类、超现实与现实这三种关系，努力追求诗意人生、理想境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的中华，也提供了一个精神的中华，这形二实一的中华凝聚着世间难以匹敌的美，既是他笔下的，更是他心中的。金庸是当得起“创造者”的称号的，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更新的中华。     

吴子良生平、文论及散文特色

吴子良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重要传人。他一生居官办实事,不畏强权,崇尚气节。论文主张＂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他的散文颇富文人特色：句式整齐,多用偶句;设譬用喻,辞藻丰富;层次清晰,结构严整;议论深刻,记叙生动。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微旨初探

朱彝尊贯通经史,治学广博,著作颇丰。晚年选刊《明诗综》一百卷,书中别附“诗话”,得嘉庆时人扶荔山房姚祖恩整理成24卷《静志居诗话》（简称《诗话》）,单本行世。朱彝尊虽久仕清朝,但不忘故明,《诗话》内有表彰前明孑遗的“微言大义”。由《诗话》之编撰体例、撰述动机与著录内容更可窥晓朱彝尊的政治态度与治学风格。     

步武渊明，追悔己身——方回和陶诗刍论

方回对陶渊明极为崇敬。他在二十一首和陶诗里抒发了“三追”之情,表达了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固穷守节、归隐不求功名的高尚人格精神的追幕,对故园的无限追思及对往事的深深追悔。这都与其有降元失节的行为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