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改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加剧企业投资不足行为,恶化投资效率。     

基于投融资关系的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投融资关系的视角,探讨了过度投资、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2007年至2011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运用Richardson (2006)残差度量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过度投资导致企业价值下降；负债率的提高恶化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使企业价值显著下降.本文指出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司治理制度缺陷和债务的软约束,并从宏微观两方面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试析资产减值规范实施的困境与建议

由于资产减值计量属性的可选择性、可收回金额计量的困难、会计政策和方法的多样性、信息披露的不充分性等,资产减值政策可能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工具.我国2006年颁布了新的资产减值准则,但并不能有效遏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因此,建议不断修订和完善资产减值相关准则,增强可操作性;加强规范资产价值的计量;完善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制度;重视对资产减值准备的审计,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     

会计稳健性与自由现金流量的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说,当公司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将导致过度投资。稳健的会计政策由于对损失的及时确认,能够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倾向。本文选择2004—2006年具有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倾向的样本,通过对样本企业投资一现金流敏感性的分析,以考察会计稳健性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1）投资与现金流高度敏感;（2）会计稳健性显著降低了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3）会计稳健性能够促使公司以现金股利形式吐出自由现金流;（4）会计稳健性能够通过抑制过度投资提高公司未来绩效。这些证据表明会计稳健性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具有影响真实投资活动的经济后果。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会诱发过度投资吗*

政府行为的策略变化是否会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化？本文以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为切入点,研究其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测算出企业投资效率并保留其中过度投资的样本;其次利用地级市经济社会数据构造出税收竞争指标,实证检验税收竞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的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发现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企业过度投资,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破解产能过剩等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变化的效应分析——来自2005～200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06年我国沪深股市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颁布对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资产减值期初额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显著正相关,且在分年度的样本中该关系保持稳定;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比例远远高于2005年.由此可以推断: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上市公司利用减值会计政策进行盈余操纵的空间.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累计非经营性应计利润来度量会计稳健性,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视角考察了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稳健性水平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会计稳健性水平与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在将机构投资者划分为交易型机构投资者与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发现,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相比,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加剧了会计稳健性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也缓解了会计稳健性与投资不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不同性质的机构投资者对会计稳健性与过度投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不足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提取资产减值准备金对会计信息的若干影响

根据稳健性原则，资产计价在历史成本原则的基础上，定期按“成本与市价孰低”原理予以调整，即：当资产（投资）成本低于市价时，不作账务处理，仍以历史成本计价；当资产（投资）成本高于市价时，则应定期计提减值准备，调整资产（投资）期末价值，以期准确反映这些资产（投资）的变现值。减值准备的提出，基于国际会计准则的稳健性原则，符合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发展趋势，充分体现财务报告的客观、真实、公允，有利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完善，加快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进一步接轨。     

非理性投资行为、债务稳健性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旨在剖析非理性投资行为能否带来债务政策的扭曲,及其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投资公司的债务稳健性显著低于投资不足公司的水平;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过度投资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高于投资不足公司;经过前两期的资本结构调整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在过度投资公司与投资不足公司之间已不存在显著差异,资本结构调整效果较为明显;相对于投资不足公司而言,过度投资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负债调整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对债务稳健性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投资行为下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调整效果和调整方式迥然不同。     

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1-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有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更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GDP增速越慢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资产减值准备金的提取及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根据稳健性原则，资产计价在历史成本原则的基础上，定期按“成本与市价孰低”原理予以调整，即：当资产（投资）成本低于市价时，不作账务处理，仍以历史成本计价；当资产（投资）成本高于市价时，则应定期计提减值准备，调整资产（投资）期末价值，以期准确反映这些资产（投资）的变现值。减值准备的提出，基于国际会计准则的稳健性原则，符合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发展趋势，充分体现财务报告的客观、真实、公允。有利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完善，加快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进一步接轨。     

资产减值新政:遏制了还是转变了盈余管理方式?——基于2005—2008年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资产减值政策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2006年新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已执行两年,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方式是否发生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根据沪深市场上市公司2005—2008年的财务报告中关于资产减值的信息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得出新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方面的变化给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的资产减值政策的确在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方面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上市公司却更多转向通过流动资产的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新的资产减值政策是否真正地遏制了盈余管理行为值得我们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资产减值的视角,选取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0家有代表性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样本公司总的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状况,包括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数、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数、资产减值准备转销数、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数等绝对数,也包括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数与资产总额、净利润的比率等相对指标。并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数分项目进行研究,确定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为计提数额较大的减值项目,运用特定应计模型,选取2009年、2010年的数据对上述三项减值准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存在着利用存货跌价准备等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而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则没有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     

自由现金流量、股权结构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研究

按照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当公司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量时,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容易引发过 度投资.本文以2005-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我国企业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以及股权结构能否抑制过度投资.分析表明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更严重,现金流与投资行为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制约过度投资,但是举债在我国并不能对过度投资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     

预算软约束、过度投资与股权再融资

本文旨在研究预算软约束环境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之间的关系.首先,根据DM动态模型,构建了企业股权再融资决策模型;进而以2008～2009年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影响后,研究发现:预算软约束将会导致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而且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比民营企业更为强烈;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货币政策、过度投资与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

以2003—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的过度投资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与其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助长其过度投资;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衰退期,过度投资会使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此时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升。     

机构持股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借鉴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整体、时间和机构投资者类型三大维度,本文探讨机构持股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有效约束国企过度投资行为,并且证券投资基金的约束能力相对其它机构更好。同时在不同的外部市场条件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过度投资的约束存在区别;在2004~2007这一阶段,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与2008~2016阶段有本质的不同;不同机构投资者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存在异质性。本文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过度投资治理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外部市场环境,同时证券投资基金相对于其它机构更能起到积极型投资者的监督作用。     

非条件稳健性、条件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将会计稳健性分为非条件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深入阐述这两种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理,并以此作为实证研究假设,实证检验这种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条件稳健性是通过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这两种渠道作用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条件稳健性确实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而非条件稳健性却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条件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越明显;公司代理问题越严重,条件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也越明显。     

政府干预、政治联系与企业过度投资效应

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民营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考察了政治联系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企业决策行为能够导致企业产生过度投资行为;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为了满足政治上的投资需求往往会产生过度投资行为,政治联系强度越大其过度投资越严重,政治联系层级越高其过度投资也越严重;政治联系导致企业产生过度投资之后,过度投资会巩固和提升企业政治联系的强度和层级。本文研究结论不但深化和丰富了政治联系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治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